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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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1-12-31 12:28:01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天灾与人情:1935年苏北水灾及其救济
——以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为中心
赵煌
 
    摘  要:1935年7月,黄河在山东董庄处决口,黄水自鲁西直进苏北,苏北大部尽成泽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面对严重的灾情,红十字会、红卍字会、天津水灾救济会、华洋义赈会等慈善团体纷纷组织和行动起来,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情和灾民的痛苦。
    关键词:苏北水灾   红十字会   社会救济
 
一、1935年苏北水灾及其影响
    1935年夏,黄河中上游降雨频繁,各干支流爆满。黄河于7月10日在山东董庄处决口,黄水直溜苏北,微山湖、中运河、六塘河、盐河纷纷漫溢和溃决,苏北大部受灾。至10月初,铜山地区“灾田533060亩,塌屋84507间。估值952451元,漂没粮食30226石4斗,漂没牲畜3529头”。[1]灾民2万余人,嗷嗷待哺。而邳县则“全县陆沉十分之九”。[2]
    对于此次水灾,自董庄处决口以来,江苏省政府就致力于防黄工作,但由于水量过大,加之防黄方法不当,致使苏北地区黄灾面积不断扩大。至11月19日止,苏北“铜沛邳丰宿泗涟沭淮等十县被灾,其面积约八百余万亩,损失约一万万元以上”。[3]
    严重的黄灾,使得苏北地区产生了大量灾民。他们缺衣少食,漂泊四散,状况甚惨。一首《灾民苦》的歌曲道出了灾民的心声:“天连水,水连天,滔滔洪水渺无边,堤岸冲毁无阻抑,庐舍村郭悉被淹。夜深水至逃不及,老弱幼小皆鱼鳖,攀树悬墙幸避免,俯视茫茫心如煎。心如煎,心如煎,谁来救我饥与溺?田禾漂没食粮尽,嗷嗷待哺如饥燕。树皮草根聊果脯,风餐露宿无楼息,卖儿鬻女难过活,一家骨肉生离别!生离别,生离别,他乡乞食无亲戚,千山万水仅奔波,无衣无食有谁怜?秋去冬来天气凉,奄奄垂葬存一息。灾民之苦苦黄连,不怨洪水怨苍天!”[4]洪水的不期而至,家园尽毁,人们四散。避之不及者淹死,就算是“攀树悬墙”而得以幸免的人,也因洪水冲走粮食和财物,而无衣无食,面临着被冻死饿死的危险。为了苟活,有的靠吃树根草皮,有的则卖儿鬻女,有的则四处奔波,远赴他乡乞讨,“苏北灾区扩大,沛县灾民要求专属发护照,出境避灾”[5],徐州等“八县灾民特推代表呈请苏省府,将被灾难民移垦西北”[6]。有的农民为求果腹,则纷纷售卖耕牛,“灾区农民现皆售卖耕牛,每头至多价洋十元”。[7]一些灾民甚至还铤而走险,落草为寇。灌云城被水包围后,“发现匪船多艘,趁水打刦,架人刦中掠粮,曾出不穷”。[8]红枪会此时也活跃异常。“年来因天灾人祸,交相煎逼,彼辈又蠢蠢欲动,伪国成立后,竟密谋勾结,冀图不轨。最近苏北之红枪会首刘成德,乘﹝趁﹞水灾声中,竟在铜山之下洪,召集徒众,开秘密会议。”[9]面对灾情,灾民们做出的这些非常行为,反映了灾害对人们心理造成的重大伤害,冲击了社会的秩序,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增加了救赈的难度。对水灾的束手无力也使得人们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不怨洪水怨苍天”,这既是苏北地区灾民面对频繁灾害后无可奈何心理的真实写照,也是苏北地区“灾荒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的救灾行动
    灾情之惨重,难以置信。灾民之惨状,惨不忍睹。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救灾赈济。国民政府不断派出高官前往灾区视察,江苏省政府也竭力施救,然而灾区过广,灾情过重,虽竭尽全力,仍力有未逮。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伸出援手,参与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困苦,虽能力有限,却弥足珍贵。
     (一)红十字会的赈灾义举
    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慈善组织,面对苏北水灾,责无旁贷地投入到赈灾的行动中去。水灾发生后不久,中国红十字总会就于8月5日下午在新闸路议事厅召集全体理监事,开会讨论救济灾民事宜。[10]救济灾民首先要筹集赈款赈物。红十字会本想赴灾区施救,但“奈因该会经费竭蹶,未能立发巨款”。[11]面对苏北日益严重的灾情,红十字会只好借助大众传媒乞赈:“他如皖赣鲁苏,江淮交汇湖泽共滥,泄泄淫淫,余波未息,胡天道之凶残,极生灵之惨劫也。本会旨专博爱,实在救人,睹此艰危,难安缄默,只以独木难支,愧失绸缪之计,窃愿众擎易举,敢效将伯之呼,不避临渴掘井之讥,爰作集腋成裘之请,为此责献愚忱,掬诚呼吁,尚祈海内外诸大善士,慨解仁囊,广为劝募,多多益善,源源而来,共济时艰,缨冠往救,本互助之精神,挽狂澜于既倒,则人事胜天,拯兹浩劫,匪特灾黎之幸,亦民族前途之福也。本会不胜馨香企祷。”[12]
    红十字会的呼吁引起关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从而保证了赈款赈物的充足。
    在首都南京,各社会团体组织赈灾,南京红十字会也积极加入南京各界救济水灾募捐会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3]
    苏北灾区日广,灾情愈重,江苏省救灾会深感力所不及,遂请求红十字会拟定赈济办法,以便救灾,“苏救灾会五日电沪各省水灾义赈会、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云:黄水漫溢,铜丰邳沛成灾,灾民在二十万以上,待赈急切,敬祈赐拨款品,俾资急赈。又电铜山区署调查灾民实数,与壮丁妇孺老弱各数,分别急重次重灾情,拟赈济办法,送会核办(五日专电)。”[14]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济各省水灾放赈委员会决议拨付江苏省赈款一万元,面粉2000包,衣服2500件,治疫药水500匣。[15]随着灾情的扩大,红十字会继续加大对各受灾地区的赈灾力度,“中国红十字会为救济各省水灾灾民,于昨日下午拨助现洋四万元,棉夹衣服一万件,面粉八千包,及药品等派员备函”[16],并委托华洋义赈会负责转放各灾区[17]
    中国的水灾也同样牵动着世界,有的国家红十字会伸出援助之手,救济中国灾民。如灾害发生后,苏联红十字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捐赠,“苏联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捐赠华币一万元,赈济我国水灾区域灾民”。[18]
    (二)其他慈善团体的救灾参与
    苏北水灾同样受到兄弟省市民众的关注,他们纷纷捐款捐物,其中以天津水灾救济联合会较为典型。面对水灾,天津士绅和民众积极的行动起来,于8月15日在西湖饭店举行大会,成立救灾联会,并推选张伯苓等九人为委员。水灾蔓延后,天津水灾救济联合会紧急召开会议,商讨救济办法,并于9月11日举行第十六次常会,决定“徐州灾情严重,灾民数万嗷嗷待哺,伏殊可悯,应即发赈款五千元,派人送交徐州行政专员邵汉元,办理急赈,以资便捷”。然而,灾区日广,天津救灾会根据灾情不同又对赈款进行分配发放,其中江苏省“第一次一千元,第二次二千元,第三次一千元,共四千元”。 同时“呼吁全市总动员,竭力捐输,须知救人即系自救,袖手旁观,无殊害己。”[19]天津各界人士纷纷响应,踊跃捐助,截止10月29日止,共收到赈款十七万六千七百四十七元一角一分。[20]较充足的赈款保证了赈灾的继续。黄水向东灌入六塘河及沭河后,使得沭阳,灌云等县受灾,“沭阳半壁,全成灾区,东海亦危在旦夕 ”。苏北灾区进一步扩大,天津救灾会召开第二十五次常会,以“鲁西苏北灾情仍极严重.当决定发赈款一万五千元,分配江苏六千元”。[21]随着天气逐渐转寒,灾民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故天津救灾会决定再发赈款救济灾民,并于10月中旬在青年会举行第三十三次常会,“以近来天气日寒,灾民缺衣乏食.情形至为凄惨,救济刻不容缓”,决定发款江苏省五千元。[22]11月13日,水灾救济会在青年会举行最后一次常会,决定将本会赈款完全汇往灾区,其中分配江苏一万元。[23]天津水灾救济联合会多次对苏北受灾地区进行赈灾,表达了天津民众对苏北水灾的关心,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的精神。
    红卍字会对于此次苏北水灾的救灾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积极。7月10日黄河在董庄决口后,红卍字会总会就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两项救济计划,(一)筹五六万元办理急赈,(二)筹三十万办理续赈[24]。为举办长江黄河灾区急赈,红卍字会“特在京沪各地筹募大宗赈粮”。[25]徐州红卍字会桴鼓相应,邀请“同津陇两路俱乐部演剧筹赈,以济灾民”。[26]
    鉴于苏北灾情日益严峻的现状,红卍字总会决定“特筹赈款一万元”,同时还“采办大批红粮玉米,连同京会募集之寒衣三千件,单夹衣一千件,泰兴分会振衣三千余件,振粮七十二袋,鞋帽两袋,即日派员运往徐海各县,按户散发二批急振,以惠灾黎”。[27]为了保证灾民们能够及时领到赈品,红卍字会还派蓝宁吉、陈望邱、张怀德三人赴灌云、沭阳等县调查灾情和灾民人数,以便发放赈票救赈。[28]同时为了监督赈灾品的落实情况,世界红卍字会江北办事处和徐州分会又派查赈队到徐州等地调查赈品的实放情况。查赈情况见下表[29]
 
表1:世界红卍字会徐州分会查放铜宿水灾急赈统计表
县别
乡数
灾户
大口
小口
实放款数
实放粮量
实放面粉
铜山
22
3205
7846
4117
-
1531.50
221
宿迁
5
2051
2185
1516
216700
612.50
 
合计
27
5256
10031
5633
216700元
2144.00石
221袋
    红卍字会不仅派人查赈,而且担心不良分子假借红卍字会查赈之名,招摇撞骗,故特请求政府予以保护。[30]有效的运行机制,保证了救灾的顺利开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世界红卍字会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也积极行动起来,公推陈望邱等人在徐州设点办理赈务,并在“铜宿两县各设粥厂”。[31]此外,该办事处还办理急赈和春赈,发放了大量的赈款、赈粮和赈衣,详见下表[32]
 
表2: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办理苏北水灾急赈统计表
县名
赈款
赈粮
粥厂
赈衣
铜山
1577
5824
 
粮1393.10
粉219.00
4174.74
 
邳县
2994
11122
9968.00
粉100.00
 
7130
沛县
3449
16275
11954.00
 
 
5400
宿迁
999
6920
2176.40
粮6125.00
 
2965
东海
5200
 
 
粮2080.00
 
1000
沭阳
4300
 
9190.00
 
 
1000
灌云
2966
 
 
粮1081.60
 
989
合计
12484
40141
33288.40(元)
粮10679.70(石)
319.00(袋)
4174.74(石)
注:此处为消耗粮食之数
18475(件)
 
   表3: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办理苏北水灾春赈统计表
县名
户口
赈款
赈衣
东海
3330
7705.00
 
沭阳
2906
7544.00
 
灌云
2500
 
1040
合计
8736
15249.00元
1040件
    此次救灾,南京红卍字会表现亦十分活跃,徐州地区受黄灾后,疫疠蔓延,当地人民缺药预防,处境十分困难。有鉴于此,南京红卍会“赶办大批赈药,如万灵丹,长春丹,痢疾散,痧药等等。即日运送徐埠,交当地红卍字会分会散发”。[33]同时又“特购办红粮八百余担,运徐联合分会,派队长徐鸣芝,副队长姜有智率员役多人,驰赴铜山县属受灾最惨之第二三区各区村庄,调查户口,共放红粮八百余担”。[34]
    无锡红卍字会亦不甘落后,投入到救灾的行动中去。但是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它委托新浦红卍字会对东海、灌云、沭阳三县进行急赈和冬赈,发放了大量的赈款、赈粮和赈衣。
    由上可见,无论是红卍字总会还是其分会,对此次水灾都非常关注,并积极参与,为救济灾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华洋义赈会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此次黄灾,华洋义赈会“以苏北为最重”,故在沛县特设分会,并且“陆续发去振﹝赈﹞款一万二千元及药品”。[35]随着灾区的不断扩大,又在邳州窑湾间设立办事处进行救助,并与上海济生会协力救济。天气逐渐转寒,华洋义赈会又呼吁社会各界善人捐款捐物,以便进行冬赈。“讵黄水蔓延区域扩大,机绌时长,兹天已严寒,灾情尤惨,故冬振急于燃庐,昨向各界呼吁。”[36]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这样就保证了华洋义赈会冬振的顺利进行。如下表[37]
 
表4:华洋义赈会赈济苏北灾区冬赈情况表
县别
户数
口数
赈款数
备考
沛县
3051
13347
13800.00
新棉衣四千件
沭阳
4156
19731
11531.89
新棉衣四千件,购苞米一千八百六十四斗,与上海济生会合办
徐州
 
 
2000.00
 
邳县
2171
8684
7800.00
 
宿迁
246
986
3600.00
新棉衣四千件
清江浦
 
 
2500.00(元)
补助浦惠粥厂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华洋义赈会对沭阳和沛县发放的赈款最多,这既表明了沭阳和沛县两地的受灾严重,同时也说明了华洋义赈会对沭阳和沛县两地的重视。
三、结语
    1935年发生的苏北大水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慈善团体积极参与救灾。除了政府进行施救外,红十字会、天津救济水灾联合会、红卍字会以及华洋义赈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如前所述,在救灾过程中,华洋义赈会曾为中国红十字会代发赈款赈物,华洋义赈会也与上海济生会携手,保证了冬赈的进行。他们的救灾方式又各有特点,特别是红卍字会通过发放赈票的方式进行救灾,并派工作队对救灾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完善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救灾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对当今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铜山灾况统计》,《申报》1935年10月9日。
[2] 《邳县黄灾惨状》.《申报》1935年10月1日。
[3] 《沈百先谈防黄工作》,《申报》1935年11月19日。
[4] 《灾民苦》,《申报》1935年10月23日。
[5] 《徽运水势绩涨,苏北灾区益扩大》,《申报》1935年8月25日。
[6] 《苏北灾民移垦西北》,《中央日报》1935年12月31日。
[7] 《黄溜过沭,大部奔注东灌》,《申报》1935年10月5日。
[8] 《盐河溃决后,灌云城北淹没》,《申报》1935年10月27日。
[9] 《苏北水灾严重中,红枪会潜谋蠢动》,《中央日报》1935年10月1日。
[10] 《中国红十字总会昨天紧急会议,到王正廷等二十余人,呈请内部准募水灾捐》,《申报》1935年8月6日。
[11] 《红十字会征求会员赈品》,《申报》1935年8月8 日。
[12] 《红十字会昨招待新闻界红会乞赈文》,《申报》1935年8月9日。
[13] 《首都各界救济水灾募捐会昨开首次会通过简章并决定募捐原则六项》,《中央日报》1935年8月16日。
[14] 《苏救灾会吁赈》,《申报》1935年9月6日。
[15] 《红会水灾放赈-赈款赈物赈衣药品,先放湘鄂鲁苏四省》,《申报》1935年9月28日;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16]《红十字会拨助大宗现洋物品赈灾》,《申报》1935年10月18日。
[17]《华洋义赈总会赈务记》,《申报》1935年11月9日。
[18]《俄国红会捐款赈我水灾》,《申报》1935年9月5日。
[19] 《观望害己,救人自救,灾区愈广,水势有增无减,津救灾会再请市民输纳》,《大公报》1935年9月26日。
[20] 《津救灾联合会开始办理结束》,《大公报》1935年10月31日。
[21] 《灾区日广,难民愈众,被困水区者逾百万,津救灾会再汇款救济》,《大公报》1935年10月3日。
[22] 《天寒水冷,灾民缺衣短食,津救灾会决再汇发赈款》,《大公报》1935年10月19日。
[23] 《津水灾救济会昨日续汇赈款》,《大公报》1935月11月14日。
[24] 《红卍字总会拟筹巨款办赈》,《中央日报》1935年7月21日。
[25] 《举办水灾急赈,红卍字会赈粮运鄂》,《中央日报》1935年8月26日。
[26] 《徐红万会演剧筹赈》,《申报》1935年12月4日。
[27] 《红卍会续办徐海灾区急赈》,《中央日报》1935年11月4日。
[28] 《红卍字会开始发票》,《中央日报》1935年11月20日。
[29]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江苏省水灾救济工作报告》,江苏省水灾救济总会1936年编印。
[30] 《卍会函县查禁招摇》,《中央日报》1935年12月6日。
[31] 《各慈善机关派员携衣到徐施赈》,《申报》1935年12月5日。
[32]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江苏省水灾救济工作报告》,江苏省水灾救济总会1936年编印。
[33] 《红卍字会分散振﹝赈﹞药》,《中央日报》1935年9月6日。
[34] 《京市红卍字会救济铜山灾民》,《中央日报》1935年9月28日。
[35] 《华洋义振﹝赈﹞会办振﹝赈﹞情形》,《申报》1935年10月26日。
[36] 《华洋义振﹝赈﹞会为水厄灾黎代求冬振》,《申报》,1935年12月22日。
[37]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江苏省水灾救济工作报告》,江苏省水灾救济总会1936年编印。
 
 
昙花一现的英国早期济贫制度——斯品汉姆兰制度探究
徐娜
 
    作为“西方福利思想和福利政策的主要策源地”的英国,[1]其福利历史悠久,素有“福利国家典型”的称号。英国社会福利制度起源于贫民救济,并以一系列的《济贫法》为主要表现形式。1795年,颁布的斯品汉姆兰制度在英国历史上昙花一现,于1834年被新的《济贫法》取代。作为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它一度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影响作用为学者众说纷纭。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从1601年《济贫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济贫事务逐渐结束,英国实施了300余年的贫民救济,这可视为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原始阶段。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对已有的济贫法律进行汇总,统一成一部法律,即著名的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又称《旧济贫法》)。这是第一部表明政府承担公民福利责任的正式法律,[2]从而将原来分散化、应急性的济贫事务规范化、制度化,并转化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早期的济贫制度的出现反映了世俗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上升:
    首先,济贫职责的移交说明这种权力的上升和国家职能的完善,国家由战争的动员、和平的维护转向社会、生产领域,目光开始向下看,并由整体扩展到局部。民族国家在成长成熟,有意识地将全民族利益作为最高宗旨。
    其次,此阶段救济的主要特点是国家立法和监督,具体操作由地方和教区承担。济贫法是建立在地方财政支持基础之上,适用于传统封建经济,主要集中在院内救济,具有组织上狭隘的地方性,各教区只救济本区贫民而排斥新来贫民。如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例:一个垂死的可怜人被人放在一个二轮车上把他运走,免得教区要负担埋葬他的大笔费用。[3]这种组织上狭隘的地方性剥夺了人最基本的自由—迁徙自由。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对自由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其弊端越来越突出。
    再次,作为英国立法的独特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制止讨饭和流浪,减轻贫困。它是基督教仁爱感情的标记,同时又是强烈的社会成见的标记,施舍就是行善和赎罪的观念。它导致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广施救济,但它并不排斥对于接受施舍的人的怀疑和恐惧。[4]
 
    作为济贫法框架下的斯品汉姆兰制度作为旧济贫法体系下的新产物,其出现有特殊的原因。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物价特别是小麦价格的上涨。1792年,小麦每夸特价值47先令,1793年涨到50先令,1794年到54先令,在1795年和1796年,年成不好造成了空前的高涨,平均价格超过了80先令,在1795年8月达到108先令,[5]而当时农业工人每周平均工资只有8先令。此时小麦价格的上涨有天灾也有人祸,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年不断发生歉收,1793—1815年英法战争使英国海上贸易受影响,输入的粮食减少。
    其次,农业改革剥夺了英国小农制的生存。圈地运动和农村家庭工业的衰落使农业生产者失去绝大部分的收入,伴随着物价的上涨,有些部门的工资甚至有所下降。1792年,一个工人在家劳动织一匹天鹅绒得到4磅的报酬,至1794年只得到2磅15先令,1796年只得到2磅。[6]在1793年后的战争年代,圈地运动达到了高潮,驱逐佃农的现象比比皆是,被驱逐的佃农或流入城市或沦为农业工人阶级,几乎到了赤贫的地步。在过去的农村生活条件下,对土地的使用不只局限在土地占有者,为数众多的农业工人都有使用土地特别是荒地的传统权利,例如在这些土地上采集柴火,放牧家禽或一两头家畜等。圈地运动使农业工人丧失了上述的权利,在18世纪末谈到他们微薄收入的时候,这些平素显得琐细而微不足道的权利似乎显得不能忽视了[7],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生活昂贵,农村地区的纺纱等副业面临城市工业的竞争而萎缩下来的背景下,失去这些权利不亚于雪上加霜。
    再次,工业革命剥夺了手工业纺工和织工的职业,或者驱使他们和机器做绝望的竞争,陷入不堪言状的惨痛之境。这批被剥夺的大军,假如不去补充死亡、饥饿、告乞的队伍,就得接受残酷的工资雇佣制,但是劳动者日以继夜地卖命所得的工资,却赶不上日益上涨的物价,而且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还有收入,现在靠着过活的只有这一点点的工资了。[8]面对令人难以接受的物价和工资矛盾,为表示抗议,劳动者展开斗争,掀起粮食骚动,在这个期间,几乎每个郡都发生过这样的骚动,1795年伦敦国会开幕时,就有一批暴动者捣毁国王花车上的车窗,高喊“给我们和平和面包”的口号。[9]
    为缓和广大人民的情绪,新的济贫措施应运而生。1795年,伯克郡纽伯里附近的斯品汉姆兰村的郡长们在佩利坎酒店集会,设法补救面临的祸害和危险,同意“贫民阶级状况需要比其以前一般所得的救济还要更多的救济,”要使救济公平必须使之符合食物价格的变动,于是便根据小麦价格的高低估计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当一加仑(重八磅十一盎司)用二等面粉做成的面包值一先令的时候,凡能劳动的贫民每星期应有三先令来供其自己的需要,不管他是以自己的劳动或其家属的劳动得来这笔钱,还是他从教区方面领到津贴。另外,为了养活妻子和家庭的成员,每人还应有一先令六便士。当一加仑面包值一先令六便士的时候,他自己每星期应有四先令,他的家属每人应有一先令十便士。以后就按此比例这样继续下去,但每当面包价格涨一便士时,对他自己就增加十便士,对他各个家庭成员就增加一便士。”[10]从该制度的内容看,它将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挂钩,而不是和劳动挂钩。因为按照该制度,在各个家庭的固定收入中,有工资收入和福利收入(教区的救济金)两个部分,且此消彼长。这样肯定会存在负作用。不少人抱怨这个仁慈的政策结果很悲惨,它消弥了为“养育大家庭而奋斗”的精神,“一切劳动观念和节约观念都被从根底上切断了”。[11]
    斯品汉姆兰的决议虽未经过国会的批准,却具有法律效力,其计算标准为各地仿效采用。芒图在其著作《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认为其“首先在本郡,不久之后就推行到全国”,但伦敦大学经济史荣誉教授T·S·艾什顿则针对此问题指出:“斯品汉姆兰制度并没有实行于全英国,它是对贫困农民的一种救济方法——不论好歹——,它的遗迹在北部工业区并没有多少”;英国的W·H·.B·考特也认为“在这两个地区(爱尔兰和苏格兰)没有全面实行”;J· L·哈蒙德认为,从时间上看,尽管北方地区接受这个制度要比南方晚,而且不如南方积极,但到1834年为止也只有诺森博兰和达勒姆两个郡未施行这一制度。历史学家马克·布鲁格经研究发现斯品汉姆兰制度实施的状况并非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普遍。他的结论是截止1824年,全国42个郡中有19个实行了斯品汉姆兰制度,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北部和西南部则比较少。[12]尽管对于此制度是否被推广,学者众说纷纭,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该制度只是特定背景下的权宜之计,它是否得到更普遍的认可和更大范围上的推行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斯品汉姆兰制度是在农民深受圈地法和乡村小工业衰败之害和作坊手工工人挣扎在贫困线上饱受贫困之苦的背景下,为缓和矛盾,资产阶级实行的一种应急措施。此制度实行的直接后果是济贫税的急剧增长。在18世纪中期,济贫税每年平均约70万磅,1795年是200万磅,到1801年增至400万磅,1812年增至650万镑,这就大大增加缴付济贫税的负担。[13]
    因为具有应急性的特点,它对问题的解决也就具有针对性。它缓和了人们的痛苦,从而避开了资产阶级对社会骚乱和紧张气氛的恐惧,使英国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渡过了拿破仑战争的危急关头。同时,在产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的年代里,它作为济贫法的一部分在为清除产业革命障碍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在部分地区由于救济金的发放,使得反机械化几乎完全消失了,因为救济金部分地补偿了家庭劳动的工资的损失,而且比工资又有不费任何努力的好处,人们看到乡下纺织女人自己粉碎了自己的纺车。[14]
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下,英国国内的农民、工人之间已经没有贫穷和赤贫的界线,此时期的济贫措施造成劳动人民的普遍赤贫化。农民在失去土地和某些传统权利后,无法获有其他收入,救济金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生活来源;而工人在满意于济贫制度给予他们的那点微薄津贴的时候却没有察觉到这些补助不过是他本应得到的收入中提前预支出来的。因为现金救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把工资保持在最低的比率上,甚至把它降到工资劳动者最基本的需要以下。农场主或工厂主依靠教区来补足他们给予工人的那笔钱和工人用以维持生活费用之间的差额,这样工人就将本应推到大多数纳税人身上的费用加在自己身上,《受命调查恤贫法是执行和实际效果的国王陛下委员的报告》中写道:“给付正常工资的工厂,当然不能同雇佣贫民的工厂作竞争,所以马克尔斯菲尔德的一个制造商会在埃塞克斯郡由于不善执行恤贫法而破产。”这一救济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最低工资政策”,因工资过低而出现的贫困问题由此得到了缓解。[15]
    廉价劳动力对农场主、工厂主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竞争力,而受教区救济的工人也满足于低工资就业,因为除了低工资让人不满之后,微薄的救济金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小的安慰,只不过在安慰和满足面前,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交易和极大的损失。所以当资产阶级对济贫税负担不断加重的情况加以抱怨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此制度的最大获利者,如上文提到首先是缓和矛盾,避免骚乱,较安定的环境;其次是反机械化力量的削弱,产业革命障碍的搬除;第三,廉价的劳动力,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对于那些济贫税的投入,以上三种的获利,这岂不是对资本大大的节约?哈斯巴赫在《英国农业工业史》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斯品汉姆兰法的结果就是 “劳动者们的一种真正的灾祸” 。而芒图也在其著作中得出结论:“有产阶级在危机时期中的安宁以及英国的海外光荣,纳尔逊和韦林顿的胜利,都是以这一代价换得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财富正是建筑在恤贫法的,一半是从公众方面勒索来的,一半是从贫民自己身上榨取的钱财之上的。”[16]所以斯品汉姆兰制度以及之前颁布的吉尔伯特法都带有社会安全的取向,[17]只是部分的资产阶级只因为眼前利益而造成短视,没有意识到这是为利益创造安定的环境。
    至于斯品汉姆兰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影响,马尔萨斯指出,按照面包的价格计算,工资劳动者所领取的救济与他们的家庭情况与生活费用成正比,在马尔萨斯的影响下,知识界人士认为用于济贫的所谓“斯品汉姆兰制度”对于当时的人口增长即使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起了促进的作用,他们认为这一措施减少了穷人的生活费用和鼓励了大家庭的出现,如莫尔顿认为“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另一个影响是刺激了人口增长……在斯品汉姆兰制度下,儿童的确成了一条生财之道,有些地方把一两个私生子看成一种嫁妆,有一两个私生子的青年妇女就比较容易找到丈夫。”[18]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证实济贫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诚如上文提到的斯品汉姆兰制度并未在全国实行,这种带有偏见的观点不能成为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口增长的理由;其次,1834年济贫院外的工资救济受到了限制,但是人口普查表明,从那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还在继续增加,[20]再次,克拉潘认为“……与其说是由于种种伟大发明和按人口多寡而增减家庭收入的斯品汉姆兰制度开始实施以来漫无节制的生育所致,远不如说是由于18世纪中叶以来生命的保全造成的。”[21]
   综上所述,该法的颁布实施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明显的应急性;二是救助对象的扩大,而这种救助对象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贫民数量的增大;第三,它是典型的院外救济,即对贫民的救济不再局限于济贫院内的贫民;第四,其目的带有社会安全的取向。无论其性质或主观目的为何,客观上,它在英法革命造成的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客观上促进了英国产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并在新的《济贫法》颁布之前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 威廉姆H·怀特科、罗纳德C·费德里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解俊杰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3]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2页。
[4]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0-351页。
[5][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80页。
[6][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4页。
[7] [英]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方廷钰、吴良健、简征勋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6页。
[8] 林举岱:《英国工业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9] 林举岱:《英国工业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10]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4页。
[11]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5页;卢海生:《试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济贫法的调整》,《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
[12] 徐滨:《英国17—18世纪的福利救济立法及其社会经济价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001年第1期。
[13]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4页。
[14]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5页。
[15] 徐滨:《英国工业革命中济贫法改革与古典经济学影响》,《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16] [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6页。
[17] 卢海生:《试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济贫法的调整》,《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
[18]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979年版,第343—344页。
[19] 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20] [英]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方廷钰、吴良健、简征勋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页。
[21] 克潘拉:《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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