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图书评论】

贝海拾珠：《红十字在上海资料长编（1904—1949）》评介

崔龙健

 

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发源地，上海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中国红十字走过的110余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上海红十字运动始终扮演着重要的“人道先锋角色”。有鉴于此，上海市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课题研究，包括学术专著和资料整理两个部分。通过近三年的共同努力，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因此被评选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14年第一期出版资助项目。《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先于2014年11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发行，《红十字在上海资料长编（1904—1949）》（3卷本，以下简称《长编》）则于2015年7月亦由东方出版中心精装推出，这是继《〈申报〉上的红十字》（4卷本）[①]之后又一极具分量的大部头红十字史料类书籍。

一、《长编》及其特色

《长编》共分为四编，以年份先后为编排次序，加以分门别类，计有综合、专题、函件、纪事、杂俎五种，共辑录史料达130余万字之多。第一编为晚清时期（1904—1911），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和开办的各种函件、章程为主；第二编为民国前期（1912—1930），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学堂、护士学校和总分会章程、函件、成绩报告等；第三编为抗战时期（1931—1945），主要辑录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分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章程、管理条例、各项报告、以及会员代表大会和征求会员征信录、理监事会议纪录、抗战救护近讯等；第四编为复员时期（1946—1949），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上海分会为对象，有关会议录、工作近况、医疗卫生服务等内容均有收录。

《长编》资料翔实丰富，编录有序，诚如编者所言，“系将搜集到的资料精挑细选，汇编而成的”，有诸多可称道之处，兹就史料内容对其特色稍作评述。

其一，辑录时间前移，力求内容全面。

《长编》在时间上始于1904年，到1949年为止，然而史料辑录具体操作时，编者有意将时间放宽至1874年，即全书收录的第一份史料——《交战时宜预筹保护人命》，源于1874年9月7日《申报》。据此，全书实际收录时间比名义上提早了30年，编者冠其名为“启蒙时期”，其力求全面呈现中国红十字运动起源的意图十分明显。1904年为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的时间，若从1904年开始辑录史料就显得有些突兀，无法将中国红十字运动起源的缘由述说清楚，于是将辑录时间向前追溯也就顺理成章。

中国红十字运动并非没来由的就开始了，也不是日俄战争一催化就诞生了，这其中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必然因素。编者所择录的史料也颇耐人寻味，辑录的“启蒙时期”史料除善款募捐启示、牛庄、营口等地红十字医院开办及救治伤兵事之外，还有诸多与西医东渐有关的内容，西医东渐似乎和红十字运动登陆中国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不然。国际红十字运动肇始于1859年索尔弗利诺战役，战事救护由此成为红十字会的天职，战事救护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战地救护伤兵、难民出险，二是护送伤者至医院疗治，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批医护人员，而中国风气未开，数量本就缺少的中医又无法胜任，所以西医必然伴随红十字运动东渐，才能为红十字运动的登陆创造条件。

其二，史料类型多样，来源较为广泛。

中国近代史料庞杂纷呈，远远超出古代经、史、子、集的范畴，一般分为“档案、文集、全集、类书、丛书、方志、报刊、实物、口传、小说。文集类再细分为：论说、信札、日记、笔记、传记、诗词”[②]。作为浩瀚纷繁的中国近代史料中的沧海一粟，近代中国红十字史料也可划分为以上几种类型。《长编》所录，大抵以档案、报刊、文集为主，有报告、广告、日记、电文、会议录、诗词、函件等多种，类型较为丰富。另外，史料除红十字档案之外，还摘录自《中国红十字月刊》、《红十字月刊》、《申报》、《外交报》、《中西教会报》、《协和报》、《人道指南》、《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征信录》、《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临时政府公报》、《江苏省公报》、《民立报》、《兵事杂志》、《时事汇报》、《慈善近录》、《内务公报》、《海军公报》、《振务月刊》、《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等多种书刊，史料来源相当广泛。

其三，摘录详略有别，避免重复收录。

《长编》旨在揭示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在上海和上海地方红十字运动的发生、发展情形，因而与此二者不相关的史料应当予以剔除，这是《长编》中多处出现“节录”、“略”等字样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避免重复收录。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一直重视红十字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先后推出了《〈申报〉上的红十字》、《〈大公报〉上的红十字》[③]、《〈新闻报〉上的红十字》[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第一辑）》[⑤]，后续史料整理工作也在进行之中。而上海作为红十字运动的登陆地，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上述史料书籍中大部分史料与上海有关联，为保证《长编》的内容质量和史料价值，史料的删减是很有必要的。

二、《长编》的史料价值

梁启超有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⑥]所以，《长编》辑录的不仅仅是红十字史料，更是红十字运动在上海留下的历史年轮。透过《长编》，近代上海红十字运动45年的风雨征程历历在目，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生、发展轨迹也在其中彰显，显示出《长编》极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后，在上海茁壮成长。上海长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所在地，“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的试验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集散地、全国红十字运动的中心。”[⑦]毫无疑问，上海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代上海红十字运动的发生、发展不单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发生、发展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红十字运动本身。在众多东渐的西方文明中，红十字运动中国化属于一个较为特殊而又鲜明的案例，上海在这一过程中就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何是上海，而不是广州、天津或其他沿海城市？池子华教授在分析上海何以成为红十字进入中国的“窗口”时，归因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主要有三点：第一，上海是首批开放的商埠城市。上海对外开放之后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全国对外贸易、工商、金融、传播西方文化的中心。第二，上海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西方科学技术在此汇聚，发达的传播业和西方先进文化的巨大承载力，为新式慈善理念的传播和消化吸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第三，上海具有浓郁的慈善文化传统。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和慈善获得皆发达于其他城市，为红十字运动嫁接提供了良好的土壤。[⑧]

基于以上三点因素，就不难理解，催生中国红十字会的日俄战争爆发于东北，而却诞生在相距千里之遥的上海。日俄战争使东三省成为战火纷飞之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遂成为殃及的池鱼，生灵涂炭，流离载道，情形极惨，但晚清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为援救难胞出险，沈敦和等旅沪绅商积极奔走呼号，联络英、法、德、美组建万国红十字会，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万国红十字会在日俄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人道主义救援作用，得到晚清政府的支持和肯定，如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十日发北洋大臣袁世凯电称：“本日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熹皇太后懿旨，前据外务部奏万国红十字总会请旨画押一折，业经批准，敕谕张德彝画押。此会医治战地受伤军士并拯救被难人民，实称善举。现经中国官绅筹款前往开办，深惬朝廷轸恤之怀者，颁发内帑银十万两以资经费，传旨该员绅等尽心经理，切实筹办，钦此。”[⑨]于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成功实现转型，建医院、办学堂，中国红十字运动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然而，独立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辛亥前夕，盛宣怀奉旨出任会长，将中国红十字会易名为大清红十字会，易名之举使沈敦和愤而抛开大清红十字会，在上海另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并开展辛亥战事救护。也正是在这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会成立，开启了上海红十字运动新的时代。民国肇建，中国红十字会面临再一次转型，旋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准予立案”。《临时政府公报》第25期公布案文如下：

兹准黎副总统电开，鄂省自起义以来血战数十日，尸骸枕藉无算，幸赖中国红十字会在武汉设立临时医院，救治被伤兵士并施掩埋。兹查该会已由赤十字社长松元（方）侯爵特派法学博士有贺长雄来沪商榷修改会章，复承介绍，得邀万国红十字联合会公认该会为中华民国正式红十字会。此次民军起义，东西南北各省均设立分会，共五十余处，所费不资，其功甚巨，如此热心慈善事业似不可不特别表彰，伏恳准予立案，揭诸报章以资提倡而重诚等因。前来查该会热诚毅力，殊堪嘉尚，应予立案，以昭奖励，合就令行该部仰即查照可也，此令。[⑩]

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联合会。9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首届会员大会，由沈敦和主席并报告开会宗旨，推举施则敬等34人为常议员，公举大总统、副总统为名誉总裁，选举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议长，江绍墀为理事长。“首届会员大会的召开，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结束了万国董事会解散后出现的无正副会长、无理事的‘虚脱’状态；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使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步入了正轨；完成了董事会制向常议会制会内运作体制的转变；特别是通过《京沪合并章程》，化解了京会、沪会之间的隔阂，实现了‘合并’，这有利于红会事业的协调发展。”[11]

由此，中国红十字会日趋完备，在癸丑之役、二次革命、日本关东大地震、两次江浙战争、抗日战争等天灾人祸中都展开了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是抗战时期整个救护体系的核心。”[12]同时，国民政府的强力介入，使中国红十字会一再改组，逐步失去民间团体的独立性。更为遗憾的是，随着战事的深入和淞沪会战的失败，上海沦陷而成为“孤岛”，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不得不辗转香港，继而迁至重庆。至此，上海与中国红十字运动这段不解之缘也随而宣告结束，中国红十字运动和上海红十字运动都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上海和中国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45年，通过《长编》中这一篇篇史料展现在世人面前，跌宕起伏的“剧情”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史料的魅力，也是《长编》的价值所在。

三、《长编》的学术价值

史料价值，是《长编》本身具有的禀赋，有些不易寻获的档案等珍贵史料还有相当的收藏价值。然而，《长编》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局限于此。《长编》的问世，对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史料所直接表现的是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13]。如上所述，《长编》中的文字能够使过去的红十字往事重现一些鲜活的片段，但这些画面仍然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若要揭示其内在的发展轨迹，就必须对史料进行学术上的解读。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就是对《长编》解读的结果，该书15章内容，43万余言，从红十字文化进入中国说起，囊括了“中国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组织以及赤十字会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在上海区域范围活动的红十字组织、类红十字组织及其重要人物、历史事件等……希冀尽可能全面再现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背景、起源、过程和红十字运动在上海地区的多元与多样性，揭示上海市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14]。正是基于《长编》中丰富翔实的史料，《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一书才显得如此厚重，所谓“史籍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立论的主要依据，犹如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数据”[15]。如果没有《长编》的支撑，《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就不可能书写得这般饱满，里面的诸多史实和结论也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据。

史学研究就是要通过爬梳史料，拨开层层历史迷雾，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这一过程也说明，“史料的意义和价值，是由研究历史的人所决定的。”[16]《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的率先面世，足以佐证《长编》的学术价值。也正如著者在“前言”中所言，上海红十字运动内容丰富、背景深厚，绝不是一本书所能窥见全貌的，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必然不会以该书的完成而结束，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始，《长编》也必然会在未来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彰显其作为史料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

《长编》还说明，红十字史料学学科建设也应提上日程。分析《长编》可知，红十字史料是有限的、零碎的、不成体系的，而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离不开史料的支持，红十字史料建设关系甚大。目前尽管学界已相当重视红十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但红十字史料学学科建设这一项课题尚未提出，笔者也在此呼吁学界予以重视，红十字史料学的构建，对于红十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都将具有指导性意义。

综上所述，《长编》在史料和学术上的双重价值是勿庸置疑的。当然，《长编》也并非是完美无瑕之玉，其在编录方面尚有很多不足之处，譬如错字错词、收录不全之类，于此不再一一指出。总之，推出《长编》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和上海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