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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5-9-30 18:04:59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珍稀史料】

一个红十字代表的1947年欧洲之行

——汤蠡舟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等活动纪实

汤章城

 

我有一个朦胧的记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从贵州、四川回到了上海。当我6岁的时候,父亲汤蠡舟(18961957)曾经离家去欧美参加会议和考察活动,时间长达大半年。父亲在世时,我们子女没有机会刻意要求他讲讲这段经历。父亲去世后,他这次出国经历的详细情况也就无从知晓了。十年前,我曾经前往安徽省档案馆查阅过他的资料,由于他过世已经近五十年,又历经数次运动,因而留下的档案资料只有寥寥几页。 

 

(东南医学院上海同学会的会刊)

 

    2014年下半年,有一次在互联网上查询汤蠡舟的资料时,偶尔发现他的一篇“欧美游踪”连载在东南医学院上海同学会的会刊《校声》(后更名为《东南医讯》)上。随后,我有幸从旧书网站上购得仅有的三期该校刊的复制件。可惜的是该三期还没有刊登完“欧美游踪”的所有部分,仅仅只有欧洲部分,而且,第二期有缺损,恰恰丢失了“欧美游踪”的内容。所幸的是最主要的活动,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的情况有所描述。

    在长达8年严酷的抗日战争期间,汤蠡舟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始终投入了战地救护工作,从上海开始,转辗在浙、皖、赣、鄂、湘、桂等一大片战区,担任过中国红十会救护总队的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副总队长、总队长等职务。直到19465月,救护总队奉命解散后,他改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民国政府卫生部医政司司长。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作为政府专家被派往瑞士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会议。

    他在“欧美游踪”的一开始就写道:“三十六年(1947年——本文作者注)三月中旬,奉派赴欧出席日内瓦之政府专家会议,讨论修改红十字公约,匆匆于四月初由沪起飞,经安南、印度、埃及、北非而至巴黎,街道之整洁和市面之繁荣已不减于战前,祗是食粮缺乏,仍行配给,币制贬值造成黑市”。当下,人们都知道从上海飞往日内瓦,中转一次,现代喷气客机快的只需花16个小时左右。那时却要经过东南亚、南亚、北非、绕道法国,才能到达瑞士的日内瓦。老式飞机慢,路途又遥远,需数日之久,可见当时从中国去欧洲有多不便。这次汤蠡舟以双重身份被派往日内瓦,主要参加旨在修改《日内瓦公约》的政府专家会议。

    《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至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1862年,瑞士人,“红十字会之父”,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亨利·杜南目睹了1859年法、意对奥战争中的惨状,为了让世人能够对战时救护伤病员有足够的重视,倡议各国建立救护团体。1863年,创立红十字会组织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提议在战时和战场上伤员和医务人员应受到“中立化”待遇。1864年8月,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12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这一公约曾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等两个公约。

    1929年,要对《公约》进行又一次修订时,红十字会组织曾力图让各国采纳针对平民的保护性条款,但是未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明显地看到,由于飞机和大炮的不断发展和普遍使用,使得轰炸和炮轰远距离和大面积的敌区成为可能,已经难分前线和后方,由此而受到伤害的平民数目必然超过了士兵受到伤害的数目。1929年修改过的《日内瓦公约》虽包含有关战俘待遇的条款,但不包括有关平民待遇的条款。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组织和开展保护和援助战俘的一些活动,但是对于平民,特别是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平民,所能进行的工作就显得苍白无力。19452月,当二战接近尾声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宣布了要争取修订《日内瓦公约》,来弥补现存条约中这一不足之处的考虑。为做好基础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46年和1947年召开了国家红会和政府专家参与的会议。

    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汤蠡舟才有此行。对于参加这次国家红十字会和政府专家会议,汤蠡舟在“欧美游踪”写道:“(四月)十四日赴日内瓦出席会议,我国代表共三人,余二人由国防部与外交部就近在欧洲指派,故在会前三代表先行讨论一切,该会议共分三小组,第一组讨论各公约之原则问题,由外交部代表出席;第二小组讨论战俘待遇问题,由国防部代表出席;第三小组讨论平民保护问题,由笔者出席。最后二日开大会,修正各小组记录后,制成草案,送各国政府研究,约于三十七年八月间,开外交会议签订条约,遂于二十六日圆满散会。计集合八国,实到中英美法等十五国,缺席苏联等三国。美国代表团有三十余人为最多,印度等代表祗一人为最少”。由此可见,在这次会议上,代表我国红十字会和政府参加了平民保护问题讨论的专家是汤蠡舟。

    1948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17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会上各国对修订公约的基础达成共识。瑞士政府正式召集了下一年的外交会议。修改《日内瓦公约》两年多以后,1949421812,签署公约之63国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外交会议,订立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将原来的两个公约扩充为四个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四公约于1950年10月21日生效。《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形成包含了汤蠡舟的工作和努力.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包括4个部分,159条。第一部分:总则,1-12条;第二部:分居民之一般保护以防战争之若干影响,13-26条;第三部分:被保护人之地位与待遇,27-141条;第四部分:本公约之执行,142-159条。第三部分内容尤为丰富,分为:第一编,对于冲突各方之领土及占领地之共同规定;第二编,在冲突一方领土内之外国人;第三编,占领地;第四编,被拘禁人待遇规则;第五编,情报局与中央事务所等。

    亲身历经了8年艰苦卓绝不屈不饶的抗日战争,汤蠡舟深切感到战争的残酷,战争对战士和平民,包括医护人员的伤害和摧残。早在1946,他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修改《日内瓦公约》前,就在“日军危害中国红十字会的罪行”(《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1期)一文中严厉谴责了侵华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在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有40多名职员死于日军的残害之下,为国殉职。汤蠡舟特别提出中国红十会要把经调查日军侵害红十字会的罪行制成一篇血账。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曾谴责过一些国家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的行径。1952228,在当时的报纸,全国各地人民愤怒抗议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疯狂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一致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部长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朴宪永外务相抗议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声明。1947年曾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工作、现任东南医学院为副院长、皖北区医务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副主任汤蠡舟斥责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可耻行为。他在1940年、1941年曾率领医疗队到日寇散布过细菌的金华、宁波、常德等地进行抢救工作,目睹被害者的惨状。他说:“我以日内瓦公约第四次修改会议参加者的资格,愤怒抗议美国侵略者破坏日内瓦公约的惨无人道的行为”。1953年冬,作为赴朝慰问团成员之一,他到达过朝鲜前线。

    在欧洲期间,除了参加《日内瓦公约》修改会议外,还参加了一些有意义的会议。

426,《日内瓦公约》修改的专家会议结束后,汤蠡舟在欧洲考察了一个月左右。他写道于:“五月下旬返巴黎,出席国际红十字会协会之执行委员会及特种问题之小组会议,无非是加强国际联系促进世界和平,修订红十字公约,通过预算等等。虽在主张人道之国际组织,也不无国际纠纷,某国代表不通英法语翻译亦非干才,每次争论总是坚持自己主张,虽经他人之辩驳及说明,仍是置之不理,说他自己的一套,常使听者辩者啼笑皆非,国际间之不协调有如是哉”。

随后,他写道:“六月初复由巴黎搭联运车西行,沿途二面满目疮痍,据说德军攻入时破坏尚小,由美军攻入时轰炸剧烈,几至全毁;近海边处,尚是炮弹深坑,遍地皆是。铁路及车站均是急修暂用,车站附近更为可怕,然车厢设备均甚完备而舒适。上车后即有海关人员随车检查行李,侨民局人员检验护照,还有财政人员检查币制,欧洲各国币制不同,但是均有规定,不准携带出境,同时外国钞币不准入境,凡初至欧洲者,无不左右为难,如说没有钞票则如何生活,如说有钞票则在护照上注明,何国钞票多少,临离境时尚需查明用途,盖防流入黑市扰乱经营也。渡陀佛海峡有舒适之快轮,且能购到两岸不易见到之糖果及水果,据说二国海关均不征税,故得走私上轮,自由买卖。船近英国,则见千仞峭壁人工造成岩上有哨兵。有岗亭,殊不易偷袭登陆,后搭车赴伦敦。抵英之第二日,搭车西行赴土开Torquay(托尔基——作者注),沿途所见,遍地草坪,不事种植,只牧牛羊,查英人十分之九集中都市经营工商业,祗剩十分之一为农民,不能利用全部土地,所以食粮全恃国外输入。土开在英格兰之西南,海边为海浴场之风景区,类似我国之青岛。英国皇家卫生学会召开卫生会议,除出席英国各地卫生官及医学家二千余人外,招待外国医学家七十余人,代表二十余国。其主体讨论一九四六年国会通过之全国医药服务法案,根据该法案,凡是英国人民自一九四八年七月起,所有医药治疗全有国家担任,国立公立医院统由国家办理,除全国保险法案项下收入之费用扩充弥补总预算之三分之一外,其余经费概由政府负担,为医学上划时代之改进。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公家医师与开业医师之关系,开业医师如何协助新法案等问题甚多,均须各项专家作详尽之讨论,并有妇婴卫生营养问题,热带病精神卫生等之专题讨论,见到不少专家听到不少宏论,会期五日,会毕即返伦敦”。

早在1911年,乔治担任首相期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第一个国家医疗保险法案,加强了自愿保险项目,建立为穷人提供医疗费用的机制,提供全科医生与处方药等的医疗服务项目。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相持阶段时,一份英国国民医疗服务计划的框架报告被全面提了出来,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勇气,并得到邱吉尔首相的支持。战后的英国政府为了实现其战时的承诺。1946年,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法案经过国会通过,19476月,英国皇家卫生学会召开卫生会议进行细致讨论,194875,法案被正式实施。

利用这次赴英国的机会,汤蠡舟还了解了英国的卫生管理体制和结构。他写道:“英政府,尚有Board of Control 成立于1944年,Board 共有五人,均由英皇任命,指定一人兼秘书长,即实际负责人,现为Dr. Rees Thomas 专管医药救济与管理全国医院,据说在战时,因情形紧急,医药救济不能普遍展开,备遭诽议;因此另设机构调度一切。关于今年七月实行全国医药服务法案后,将并为卫生部之一部分,此外尚有保险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Insurance,成立于1945年,见到该部之Chief Medical Officer Dr. Arthur Massey,知英国之保险制度远在1897年之工人赔偿法案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之后经1912之强迫健康保险 Compulsory health insurance 1920年之非佣工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 1925年之老年寡妇、孤儿之辅助法案及其他各地之残废救济等集其大成,而为1946年之National Insurance Bill全国保险议案,亦经通过国会成为法案,即于1948年与全国医学服务法案同时实行,就是二法案互相配合,在保险法案之总预算项下拨出三分之一,交卫生部办理全国医学服务,不足之数由卫生部之法案项下拨付,务使人民老弱残疾有所养,疾病伤害有所医,以达到前理想之境界。保险部在各地有区办事处,驻有医官办理分配病人于医疗机关,于是每星期二部之医官会商,当时解决各种问题,各地医官之待遇与卫生部各地医官之待遇完全相同,惟劳逸不一,所以可以互相调用以资调节,并可明瞭二部之整个计划,而得互相协助,决无互相掣肘之弊”。

 欧洲此行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在比利时举行,汤蠡舟写道:“六月十五日在伦敦维多维车站,搭车至陀佛海口,改搭比国联络船横渡海峡,沿法国海岸北行,经英军由法撤退之Dunkirk(敦刻尔克—作者注)海边,此地为甚阔之浅滩,德军认为不适于撤退之海口,英军择此不适于撤退之浅滩,偏能完成其撤退之创举,其艰苦之情况不言而喻,沿海边尚有若干高楼,望之俨然,正视之只存残壁而已。至比境之Ostend(奥斯坦德—作者注)登陆,改乘火车之比京Brussels(布鲁塞尔—作者注),市容整洁,并无半点战时遗迹,生活安定工作紧张,百货杂陈,应有尽有,且已取消配给制,对于旅客尤感方便。二十一日出席比国之医学年会开会式,在皇家学院举行,建筑极古,四壁均是油画,会场成长方式,如英国国会议场,二侧为贵宾席,其余座位双方于对发言者站在中间,因王□后出席主持大会,到女宾不少。会场中有极大之国徽,上插比、中、英、美、法国旗,而独无俄国国旗,在场之俄大使不无扫兴,出席外宾十余国,计二十余人,开会辞中均提名报告,演讲者均用法文,最后以比京大学教授讲巴斯德之科学精神。晚出席市府鸡尾酒会,并有跳舞,市府为十四世纪建筑,内陈古画古董甚多,内有古钟一座,其外壳绘有中国漆之中国人物,不知是何年代。医学会会场在比京大学医学院,内分四组,在四个教室开会,并有陈列室,陈列医药用品,同时大学医院名Hospital Saint Picre者开放各科,俾使参观。在外科开刀房正遇对于高血压病人施行交感神经切除术,在耳鼻科正在讲述听觉电测器之使用,并至郊外Hospital Brufmaun医院参观,规模甚大,各科设备齐全,此二院之主任均为医学院之教授兼任,比国一流之国手,均聚于此,比国之医院复原较快,研究方面虽无过人之处,但在欧洲并不落后”。

汤蠡舟的欧洲之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两个大事件,一是作为我国政府专家参与讨论修改了《日内瓦公约》,最后形成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二是旁观(听)了在英国有划时代改革意义的,至今实施的NHS(国民医疗服务)法案的最后讨论过程。

除了参加会议外,利用会议的间隙,安排了一些有关的考察活动,汤蠡舟切身体会到二战后欧洲国家的困难与恢复,医疗健康事业中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欧美游踪”中,他描述道:“日内瓦为瑞士南边之一市,频莱门湖,隔湖有法属之高山,常年积雪改名白山,山白水青相映成趣,湖中有罗素岛,铸有罗素坐像,盖日内瓦曾为罗素治学之所也。日内瓦向为有名之世界公园,不特街道清洁,风景宜人,并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实为世界之乐园。以前之国际联盟建有巨厦一所,至今为各种国际会议之场所,经常有一二个国际会议在此开会,中国各书馆在湖滨之威尔逊路,陈列中国新旧书籍不少,兼有新闻杂志等惟观者较少耳。

二十八日搭车赴瑞士北边之百色(巴塞尔—作者注),为化学工业之重心,参观汽巴(CIBA—作者注)药厂,有极完善之研究所,不特对制成虽加以检定及研究如何改良而外,尚在研究各种新药。研究员中有医师、药师、化学师、生物学家、工程师等二百余人。研究室分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细菌病理、血清、组织培养等数十间。曾至最高层可望见德法二国之边境,盖百色适在瑞德法之边区也。制药方面有锭剂、片剂、安瓿等设备。在战前之机器均为德制,现均改为本国制,其包装瓶签等仍守旧规并无改进,一般言之,管理精细,检查严密,故出品优良而博得信誉也”。

    瑞士汽巴(CIBA) 是世界精细化工业的领先者之一。1884年,Bindschedler & Busch公司改为合伙制公司,名称变为巴塞尔化工公司(Gesellschaft für Chemische Industrie Basel),公司缩写为“CIBA”。1945年起,由于“CIBA”被广泛使用,就顺其自然成为公司的正式名称。汤蠡舟去参观时“CIBA”名称才正式使用2年多时间。如今该公司在28个国家设有79个分支机构,在12个国家设有24个精细化工相关的研究中心。在中国,汽巴精化有控股公司、贸易公司、生产厂,其北亚区域总部设在上海,覆盖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以及韩国

“欧美游踪”中,汤蠡舟描述道:“五月初经巴黎而赴伦敦。伦敦在战时遭德飞弹之袭击,炸毁甚剧,惟飞弹散射并非集中区,虽已尽力修茸,终以区域太大,铁筋钢骨不易清除,所以还是到处伤痕,房荒之严重甚于各地,就是旅馆业是限制每人留住三天或五天不等,凡初到伦敦者,对于旅馆无不难以解决。食粮缺乏一如法国,而管制之严甚于法国,乳油是假的,咖啡是假的,惟当有食糖较胜于法国。衣着之管制亦较法国为严,根本无黑市可以购买,但是英人秉性沉着,咬紧牙关,束紧腹带,埋头苦干,所以一切均有进步。

笔者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之关系,得观英国红十字会之一切设备,在伦敦有一风湿病治疗所,已有数十年之历史,在医学界亦有相当地位,该所疗法完全用理学疗法,除各种电气电光按摩之外,多用水质疗法,就是用各种冷热不同温度之全身或局部水浴法,间有加入各种不同之盐类,增加其效力,且有极大之游泳池,同时可容十余人,利用水中浮力,促进被动之运动,待治疗稍有效果后,尚有配合各种筋肉运动之设备,练习某一种筋肉或某一群筋肉之运动,以恢复其原有之动作,惟每人之治疗时间约须一时半至二时,所有病人不论男女老幼,均是约日约时而来,虽有甚多之病人(年治一千四五百人),仍是次序井然。风湿原为难治之病,然经三月至半年之治疗后都成轻快状态,声誉甚好。

 得闲会至郊外滑铁卢Waterloo,为拿破仑所率之法军与英国联军之决战场所,留有不少古迹,且有圆顶之油画Panorama一座,演出当时之战阵,面目毕肖,布局生动,并有导游者说明当时战术之得失。又至第一次欧战时出名之Antwerp城(安特卫普—作者注),沿Scheldt河离海只五十三英里,而河面有三百八十五至六百六十码阔,水深有二十五至五十呎深,向为欧洲之良好通商岸,第一次欧战时为德人进攻之目标,损失极大,此次大战损失甚微,盖比王投降之后,德人不甚破坏。德人进攻极凶猛,然攻得后,绝不破坏,就是巴黎亦然,不若攻进柏林后几全毁,已无法恢复矣。又欧洲古画家派别甚多,而十七世纪之Flemish一派,即为Rubens所创导,而死(于)Antwerp,曾开有图画学校,故Rubens之古画虽散存于欧美各国,而留存于比国尤其是Antwerp为最多。

 六月二十八日由比返伦敦,悉已购到七月二日起飞之机票,原约参观之医院只得作罢,赶办一切手续,准于二日飞美,惟于五月二十九日美机失事数架,一日之间死伤九十六人之多,因向公司保险并将保单签字后,交大使馆保管,以防万一也。二日下午八时在伦敦西郊机场起飞,十时抵苏格兰Glasgow(格拉斯哥—作者注)之Prestwick办理过关验照等手续后,于三日晨一时北飞,因接近北冰洋,虽在夜间并不黑暗,飞行三时半至冰岛之首府Thingvellir,冰岛上并未结冰,只是一片荒岛,人烟稀少,六时许西飞,下午二时许抵纽芬兰岛之首府Gander(甘德—作者注),后再飞经波士顿等地而抵纽约之长岛机场。因有外交护照,过关验照均甚迅速而方便,就是八元美金之入口税亦未抽去,由汽车直送至领事馆所预定之旅馆。终算已经安抵美地,但是未曾乘到大西洋之富丽安适之客船,乃是憾事也”。

 当时从英国伦敦去美国纽约也非易事,要经停苏格兰格拉斯哥、冰岛、纽芬兰岛、美国波士顿等地。30多年后的198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被公派美国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那时,中美之间还没有直飞航线,必须从北京出发,先飞法国巴黎,然后从巴黎直飞华盛顿,巴黎至华盛顿只需花十几个小时,不需要中间停留。

从离开上海至离开欧洲,汤蠡舟花了大致有3个月时间在欧洲,有参加重要的会议,有考察与其专业有关的医疗机构和药厂,也有闲时的参观,体会颇丰。从东南医学院上海同学会会刊记录来看,他是194711月下旬回到上海的,据我的印象他是乘船回国的。在美国的数月中,他的活动、收获和体会,由于后续的东南医学院上海同学会会刊没有找到,很遗憾地无从知晓了。希望今后有一天能发现《欧美游踪》的后续部分,以弥补失去的珍贵记录。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永远难忘的日子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追思我的先人娄云鹤、娄家骥,我愿将所知道的情况说给大家。

近日我在网络上看到了,由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池子华教授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先生在网上发表的纪念红十字会先贤的篇章,我们家人看到后,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联系,求证并根据我89岁高龄的老母亲的回忆陈述,确认该篇文章所记载的娄云鹤、娄家骥(文章中为娄家骧)父子,就是我母亲的爷爷和亲生父亲。我的母亲娄氏(娄惠敏)现年89岁健在。

    

 

因这个悲惨的事件,给我们家的先人及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打击,致使终身难忘。这里面还夹杂着好多令人悲痛欲绝的回忆,我的老母亲到如今都不愿提及此事。对一个家庭来说,同一天殉难两个主事亲人男人,悲痛万分,可想而知。生活上致使整个家庭陷入窘境,四分五裂,亲人失散,有的到如今都没有消息着落。经过我们的多次劝说,老母亲才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另外还有我们在网上搜索到的一些资料介绍,我们的先人娄云鹤不到20岁,就参加了北洋直系部队,因智勇双全,德才兼备,敢于担当,由士兵一直晋升为将军,历任北洋军第八师师长,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1924220由北洋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任北洋军旅长,(驻湖北广水花园一带),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任北洋军陆军第三师步兵第五旅第九团团长,还授过少将(年月不详)。1924年直奉大战,因内讧,他所带领的部队在山海关地区战败后就回到正定老家,他也看破了世事无常,政局的混乱,更痛恨那无为的同胞手足之间的战争,更是惋惜在战争中失去的年轻生命,痛下决心,谁叫谁请也不去了。后在当地一些开明绅士、人士推荐选举,当上了正定红十字会会长,在此期间,为红会为百姓做了很多慈善工作。当时红会社会捐款少严重缺少经费,就自己出资为红会购买物资。家里整天找他帮忙的人络绎不断,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做生意缺钱赔钱的,逃荒逃难,乞讨要饭的,得病看不起的,天灾人祸,还为穷人在大街上舍过饭,什么事都有。他对谁也不厌烦,特别是穷人,能解决的当时就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说话和气好言相劝,解释明白,忠人之事。受他的影响,我的姥爷娄家骥,当时还在南京一所军校上学,三年的学期还没毕业,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我姥爷就说:“国家将亡,上学何用”,毅然由学校回到正定老家,参加了正定红十字会,在抗日救亡中,任正定红十字会救护队队长,殉难时29(1908-1937)

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农历九月六日(阳历109,在河北古城正定,日本侵略军攻进城后,见男人就杀,手段极其残忍,惨不忍睹,在攻城与守城的战斗中,时任正定红十字会会长的娄云鹤亲率红十字救护担架队,在抢救伤员中被日本侵略军围追堵截,同日军展开了肉搏,身中七刀血染城头,壮烈倒在血泊中……,时年56岁(1881-1937)。更显悲壮的是,这支救护队还有他的儿子娄家骥,时任红十字会救护队队长,同时随父殉难,父子两个均为红十字会人,又同时为国殉难,当时这件事就震惊了世界红十字会,当地正定县为了纪念他们父子同一天为国殉难的壮烈事迹爱国恤民情怀,悼念英雄民族气概,还在正定县古城北门里立碑镌文,以此纪念。

我们还在继续收集相关的资料、史料,随时公诸于世,让世人铭记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来之不易。

愿先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殉难的壮举、为红十字会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永垂青史,也让我们这些晚辈得到一个心理的安慰!

 

娄家骥的外孙豆兴林为母代笔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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