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历史研究】

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公益团体的联合救济行动

——以江浙战争救护为例

钱楠

1924年，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和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在江浙地区展开混战，史称“江浙战争”。战争给江浙地区造成严重破坏，“战区附近，胥属繁盛村市，烽烟所至，死亡枕藉，庐舍为墟”[①]，种种流离悲惨的情形，让人目不忍睹。面对江浙战争，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红十字会成为救援中坚力量。其他慈善公益团体也纷纷加入，与红会联手展开救援，形成合作互助的救助模式，在拯救受伤士兵、安顿流离难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携手战地救护

为应对战争带来的重大伤亡和救助难民，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人道救护事宜。与此同时，红十字会的救护事业得到了慈善公益团体的配合，协助展开各项救助活动。

其一，派遣救援队赶赴战地。战事发生后，各慈善团体及时与红十字会联系，组织救援队前往战区救护伤兵。上海仓圣会拟组队出发前往黄渡、方泰地区救护战地伤兵，并致函护军使何丰林请愿救护。何丰林复称：“贵会热心慈善，殊堪嘉尚……该处已在火线之内，照章只能由红十字会救护，以免分歧”，如果热心慈善，有意向办理收容所，“即请与红十字会接洽” [②]。之后仓圣会立即与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接洽一切，共同参与黄渡方泰的战地救护。黄渡旅沪同乡会也曾派员10名持红十字会旗帜赴黄渡实行救护；同时恳请红会给予凭证，前往家乡地面，“检取寒衣余粮，以免冻馁”。安亭处双方交战枪弹集中之地，“被祸尤烈”，同乡会集体商议组织红十字会救护队，“即日雇舟前往救援”[③]。松江灵学会函请中国红十字总会派员前往战地救护，并会同红会“租船十艘出发松江石湖荡等处”，实施救护[④]。

其二，设立临时医院收治伤兵。江浙战争期间，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而设立了诸多的临时医院、医药局。与此同时，一些慈善团体也设立临时医院，如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曾暂为临时救护所，伤兵运到，即在俱乐部稍加包扎，依据伤势再决定是否转院[⑤]；红十字会沪城分会救护队出发后，闸北联益善会也组织为临时医院，容纳数百名伤兵[⑥]。值得一提的是，与同类团体相比，上海新普育堂在战争救护中功效卓著。新普育堂作为临时医院，与公立上海医院、时济医院等在战地救护伤兵方面不遗余力，接纳治疗战地伤兵人数一直保持在一百左右，沪城红会在战地救出伤兵“一并送新普育堂，分别妥为医治” [⑦]。

二、共同收容难民

江浙战争致使被灾难民无数。为此，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地方分会在各界臂助下，建立多处收容所，颁布《中国红十字会救济妇孺收容所简章》，为妇孺难民提供救助。各慈善公益团体在红十字会的感召下，也极力协助收容难民。

一是协助红十字会开展难民收容工作。战事相持阶段，上海慈善团联合闸北联益善会等机构设立施粥厂、提供收容场所、组织临时医院，广收逃难到沪的战争难民。作为上海地区收容难民的代表性团体，同仁辅元堂慈善团曾经红十字会商准，在必要时“以南大门外施粥厂等处为收容所”[⑧]。新普育堂是“民国时代上海最大的收容社会弱者的设施” [⑨]，战争期间成为红会收容难民的重要阵地。嘉定红十字会在危难之际，也请求白十字会“设法放船前往，救济难民”，由白十字会安置于暂留所[⑩]。此外，红会还将灾民直接送往济生会收容所及商界联合会与育伦会所办理的收容所留养。

二是在红十字会支持下自发收容难民。在红十字会的协调下，慈善组织积极开展收容难民工作。济生会派人赴松江救济难民，“运沪收容，以免流离失所”[11]。上海女青年会鉴于各处避难来沪妇女颇多，“特开放宿舍，以资容纳”，并添开该会女体育师范校舍为临时宿舍，该处可收容200余人，无论妇女及其家属凡经人介绍均可寄寓[12]。另外，红会预备旗帜给慈善团体悬挂，比如闸北大统路慈善团、闸北普善路总和栈房、普善路吴江会馆等[13]，方便慈善团体建立临时难民收容所。嘉定旅沪同乡维持会购“面粉一百袋，送往接济”难民，并帮助红十字会收容的难民寻找亲友投靠或安置收容所。旅沪嘉定树德善会积极救助同乡，将无依无靠者送“怡和栈房安置”。南翔同乡会则与中国济生会接洽，救援南翔难民，之后同乡会职员又利用红会旗帜护照散放粮食，“以济灾黎” [14]。慈善团体的救护活动得到社会的肯定，正如时人所说，每遇到灾难，灾民流离困苦，慈善团体“救他们出险”，并“帮他们想出善后的法子”[15]。

三、配合掩埋遗体

掩埋遗体是战事救护中的重要环节，妥善处理遗体，可防止瘟疫疾病的发生。为此，红十字会组织掩埋队，“收死尸，葬棺材”[16]。而平时就致力于办理施棺代葬的上海联益善会、闸北普善山庄及同乡会等慈善团体自然就成为配合红会掩埋尸体的得力助手。它们不仅主动为红会提供棺木等物质支撑，还配合红会组织掩埋队，协助搜罗并掩埋尸体。

一方面，战事发生后，赶赴战地掩埋死尸。江浙开战以来，上海联益善会就组织埋葬队备棺收敛，妥为埋葬，“一则藉安骸骨而慰幽魂，一则免尸气酿成疫疠，以谋安全” [17]。沪城分会掩埋队收埋战场遗尸时，联义善会提供了许多棺木[18]。红会救护队商准沪城慈善团同仁辅元堂各绅董，“拨派五千一百三十四号救护汽车”，装运“棺木十余具，运往前敌收敛阵亡各兵士。”[19]在嘉定，旅沪同乡会为配合红十字会的掩埋工作，至1924年9月29日，“由沪运嘉之棺材百余具，因连日掩埋已死人民兵士……已用去一百二十八具”[20]，因所剩不多，为此设法购置，以备使用。除了在战地收埋死尸外，红十字会收治的伤兵若不治身亡，亦可由联益善会提供棺木、从事殓葬。如江浙战事发生后，红十字会收治的部分阵前伤兵不幸身故，红十字会派员前往上海联益善会“请为给材殓葬”，联益善会“当即给材二十具，饬令扛夫运往天津路及海格路两院收殓，妥葬塚地”，主任陆文中组织埋葬队专司其事，并赶制棺木以备所需[21]。

另一方面，战事停止后，持续进行收殓残骸。战火平息，但各受灾区域暴露在外的尸体仍然很多。10月底，沪城红会接到联益善会信函，商量共同前往浏河掩埋尸首，红会掩埋队队长腾克勤与联益善会所派方筱兰为掩埋队队长会同前往[22]。不久，沪城红会派出掩埋队全体队员，协同联益善会所派掩埋队，携带棺木多具，前往浏河掩埋尸骸。“尸骨狼藉，惨不忍睹”，队员们“自晨至暮，分投各处搜寻尸首，妥为掩埋”[23]。与此同时，普善山庄派遣掩埋队向嘉定、黄渡、方泰等处埋葬，红十字队员帮同料理。在青浦一带，据该山庄调查员赵宗普报告，“早经随地掩埋，惟恐偏僻之处，耳目难周”，请求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遍贴布告，以免出现遗漏，并且与红十字会协同办理，“异常出力”[24]。此外沪城红十字会掩埋队在松江也得到了当地慈善机关“掘土掩埋”的帮助，间或有尸体被犬拖出，队员重新掩埋，“加土掩盖，以重卫生”[25]。

四、其他救护活动

除组织救护队、设立临时医院、合力掩埋尸体外，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公益团体还联手开展其他一些救助活动。

战争除了给江浙两省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秩序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工商业无形停顿……市面甚为萧条” [26]，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绅商召开临时会讨论地方事宜，请示维持地方秩序办法。为了便利商业流通，“商号出入证已由各商联会自行加盖钤记发给各商店配用”，并商定择日发给各织袜厂女工工资。但仍有工厂“以银根艰窘，延不发给”，当地士绅代表联合各慈善团体，“拟组织联合办事处，共策地方进行事宜，维持地方治安”，稳定人心[27]。再如娄塘地区，军事发生后，地方人士人心惶惶，大多避往他乡。为了在战乱中得以保全，当地红十字会与在沪慈善团体士绅筹款接济，极力维持商业秩序，“劝令各店铺照常买卖”，并派相关人员雇船输运实物，购置柴碳、碗盏器具等等[28]。

为稳定红十字会收治的伤兵情绪，一些慈善公益团体努力为伤兵提供物资支持和精神鼓励。如伤兵住院后会被解除武装及制服，缺乏衣物，上海女青年会“特为缝制衣服数百件，送往红会医院”。除各会员共同合作赶制外，还号召女性积极支持，“如有热心女士愿为服务者，可赴该会领制”[29]，并呼吁各界捐赠布匹及钱款。上海青年会也不甘落后，派成员郝伯阳与红会接洽，每日派12人分别前往红会临时医院，“演讲道德劝化伤兵”[30]。

综上所述，江浙战争期间，在红十字会的主导下，江浙地区的各慈善公益团体展开联合行动，在战地救护、难民收容、掩埋尸体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因如此，战争平息后，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特别发表声明，对施予援助之手的慈善团体表示了感谢和慰问，称各团体“乐善好施”，“共襄义举，建兹功德” [31]。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公益团体的联合行动，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在江浙战争救护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书写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