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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6-3-30 20:07:47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图书评论】

历史的眼光与现实的视角

——《贵州红十字运动研究(1916—2013)》简评

刘锦涛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曾指出,“评书也是一种‘智力较量’”,“要懂得这个领域的‘行情’”,“是一个‘博学家’”,否则,撰写不出“到位的书评”。余自我掂量,深感相距甚远。但如尝食好的食品后,在回味之余,总有感官评价的冲动一样,我拜读完罗治雄会长与戴斌武博士后合著的《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后,在折服“战地红十字故事”底蕴深厚、内涵丰富,贵州红十字组织建设与工作承袭传统、不断推陈出新之余,亦有评述一番的冲动,大有不吐不快之感,遂为之。该书作为池子华教授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2015年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40余万言。窃以为,《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不仅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之作,更是研究红十字运动史的一部力作,完整地梳理了贵州红十字运动史的基本脉络,厘清了贵州红十字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回溯了2013年前贵州红十字会的组建、演进与创新,弥补了贵州红十字研究工作中的许多空白。

其一,研究视角新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犹如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视角视之,总会有不同的景观。正因为此,所以“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了一起。”《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前篇注重梳理历史脉络,后篇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把贵州红十字的过去与现在很好地连在了一起,不仅用纪实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抗战时期贵州“红十字的光辉”、“写真”、“实录”与“历史断面”,重现了那段充满血与泪、情与仇的烽火岁月,还用务实发展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当代贵州的“红运”发展状况,无论是对贵州红十字组织施行的“救援工程”、“生命接力工程”、“爱心救助工程”的介绍与凝思,还是对“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绿色家园行动”、“红十字文化传播”等的回顾与思忖,皆勾勒了当代贵州人对“红运”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研究新颖的视角拓展了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视域。

其二,研究内容详实。《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选择研究薄弱的西南一隅——贵州为研究区域,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高度,以抗战时期与贵州红十字会组建以来为研究时间维度,在占有大量丰富、详实、原始的地方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从历史沉思与现实审视两个视角,系统论述了贵州红十字运动的产生与初步发展,贵州各级红十字组织在扩建分会组织、筹措资金、征求会员、战地救护、灾害救济、医疗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抗战期间贵州红十字运动的辉煌成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红十字运动历经曲折,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红十字事业的飞跃发展等内容。创新之处有三:一是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会史的高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贵州红十字运动创立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地再现了历史全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二是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高度,立足贵州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深入研究了救护总队演变与发展,科学地说明了其对中国抗战胜利的贡献;三是站在历史传承的高度,深入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红十字会的发展与实践,承袭救护总队“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崇高理想,展现贵州红十字会创新“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做法与面貌。

其三,占有资料丰富。史家傅斯年先生曰:“史学即史料学”,此观诚然有偏颇之处,因为“史料毕竟是静止的、沉默的。要让‘史料’说话,还必须有‘史观’的存在”,但凸显了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就史学研究而言,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史学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为要探究和展示过去未曾关注的人与事的真相,势必要尽可能穷尽所能占有的资料。余拜读完《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一书后,深感著者在这方面倾注了不少功力,无论是整体性的勾勒轮廓,还是细密的陈述细则,皆有大量档案、报刊、数据、统计表及历史文献等原始资料佐证支持,而且讲求历史学实证方法,注重更深入地讨论史料背后的人物和事件。作者通过时空的回溯,按照时间流动序列,剥丝抽茧、细致入微的梳理,将尘封在历史档案里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鲜活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讲述一段应被国人永记的故事

其四,行文可读性强。鲁迅先生评价司马迁之《史记》时,称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史记》的可读性予以了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史学专业的研究者,我以为如果说资料翔实是历史论著的灵魂所在的话,那么可读性则是历史论著能否存续的命脉所在。原因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只有可读性强的历史论著方能使读者能品读下去,甚至爱不掩卷。读罢罗治雄会长与戴斌武博士后合著的《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一书,不难发现,作者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书中人物形象(如林可胜)之论述真切饱满,历史情节之描绘曲折生动(如“救护总队各区域抗战救护实录”、“第9大队与四次湘北会战”、“抗战时期贵州红十字运动的历史断面”等),谋篇布局合理、逻辑连贯、文笔清新流杨。更可贵的是,作者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秉笔直书,有史有论,其中有些内容鲜为人知,值得阅读与深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张玉法先生曾指出:“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也就是说,书评的终极旨归或要义在于挖掘书的特有价值,否则就会有“欺骗”之嫌。对此,我心亦向往之,唯恐不能至。然而,尽管自己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一直很关注,但终究涉猎有限,有见木不见林的窘态,又非“科班”出身,研究难谈深入,加之自身天资愚钝,品读水平差强人意,因而难免存在“不了解一书的价值”之事实,相应评介可能会存在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不足等问题。然而,余以为,若拙评能引起读者对《贵州红十字运动会研究(1916—2013)》一书予以极大关注,起到知识导航作用,唤起读者的购买欲与品读欲,引起有志于此研究者的争鸣讨论,活跃学术空气,则足矣。至于挑瑕、纠谬与质疑等事,读者自便可也。

(作者系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治安系教授)

 

 


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双重变奏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中国响应》述评

赵婕

代华博士所著《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中国响应》,近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20余万言,从中国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响应入手,探究灾害救护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蕴含的深沉的政治内涵,透视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救护中的互动关系,为认识关东大地震提供了新视角。

该书结构清晰,资料翔实,主要由绪论、正文、余论、参考文献、附录等几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作者选题的缘由、前人的研究成果、该课题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以及作者对该书的自我评价。正文部分则涵盖五章内容:

第一章“1923年:中日关系不同寻常的一年”,由“灾变前的中日关系考察”、“关东大地震灾况概述”两节内容构成,主要介绍关东大地震前的中日民族关系及地震造成的灾害情况。如在论述灾变前的中日关系时,作者分析了自中日交往以来不同时期的两国关系,并重点阐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1923年日本反对废除“二十一条”以及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导致两国关系充斥着血腥与暴力,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报刊舆论的响应:对关东大地震的评析与反思”,由“关东地震后的舆论评析”、“关东地震后的舆论反思”、“对报刊舆论反应的评析”三节内容构成,主要阐述了我国报刊舆论对关东大地震的评析与反思。如在分析关东地震后的舆论评析时,作者列举了《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等报纸对日本灾情灾况的评析,它们或刊载日本灾况与救灾的信息,或对震灾本身进行评述。结合这些时评、评论,作者论述了与关东震灾相关的政治、经济、教育与科学等问题。

第三章“官方的响应:对关东大地震的援助与‘利用’”,包括“官方对日灾的同情慰问”、“官方对日灾的援助”、“官方对日灾的利用”三节内容,主要论述了官方对日灾的应急举措。如在论述官方对日灾的援助时,作者既分析了中央政府的援助行动,也分析了地方势力如广东革命政权、东三省当局、段祺瑞等对日灾的积极赈救行动。在分析官方对日灾的利用时,通过介绍“开弛米禁”以及“加征海关常关附加税”两项政策出台后的社会反响,揭示北京政府欲借赈济日灾之“名”而行搜刮之“实”。

第四章“民间的响应:对关东大地震的赈济”,包括“民间各界赈济日灾活动”、“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赈救日灾”、“广东筹赈日灾总会的募款活动”、“红字会对日灾的赈济”、“游日同人筹赈会的捐募业绩考察”五节内容,此章主要论述了民间对日灾的赈济情况。如在分析民间各界赈济日灾活动时,作者介绍了部分在救灾过程中设立的赈灾组织、救灾款物的筹集方式、赈济日灾的具体内容。此外,作者还具体论述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广东筹赈日灾总会两个赈济日灾组织以及宗教性社会救助团体红卍字会赈济日灾的具体行动。

第五章“中国红十字会的响应:人道救援行动的个案研究”,主要包括“红十字会援救日灾路径”、“红十字会援救日灾行动”、“红十字会援救日灾的社会效应”三节内容,此章细致地探究了中国红十字会亲赴日本灾区的救护活动,比如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救护医疗队赶赴日本,医救伤病灾民,并将筹措的款物送至日本,遣送难侨归籍,这些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余论部分则再次讴歌了赈济日灾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作者对中国各界赈济日本关东大地震过程的详细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没有因为尖锐的民族矛盾而放弃赈救行动,也没有因为赈救日灾而放弃合理的民族诉求。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救灾中的互相交织,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理性、包容的道德情操与扶危济困的人道情怀。

该书内容翔实,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视角独特。日本历史上的地震与灾荒问题早已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地震灾荒的研究主要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处于灾害预防与工程建设等问题的现实需要而展开的。民国时期,我国学者对关东大地震的研究主要是灾区实况的介绍,属于浅层次研究。20世纪80年代,许多研究者都是叙述灾害情形、分析灾害原因及救护情况等,对关东大地震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社会各界的赈济行动上,其他方面几乎很少涉及。该书从中国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响应入手,既分析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灾情,也详细论述了中国民间各界对日灾的反应及行动,以此探究日灾赈济过程中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互动关系,挖掘深层次的政治内涵,可以说视角独特,丰富和拓展了学术界对关东大地震的研究。

第二,史料翔实。作者运用大量报刊、历史文献等原始资料,注重对史料的甄别分析,努力还原历史面貌。首先,该书引用大量近代报刊的时评、社论、论评等。尤其是在该书第二章中,为了论述报刊舆论对关东大地震的看法与态度,作者引用了《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中华新报》、《新闻报》、《苏州晨报》等众多报刊杂志上的内容,这些报刊上的相关社论、时评等内容直观反应了时人对日本震灾的态度。作者不厌其烦,整理分析报刊资料,筛选出代表性资料作为论据,说服力强。其次,该书还引用了大量档案资料,例如在分析山西阎锡山、山东督军田中玉、洛阳吴佩孚等人对日本震灾的态度时,作者引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国援助1923年日本震灾史料一组》中的资料;在分析红卍字会对日灾的赈济情况时,作者引用了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中的《红卐字会缘起》。此外,作者还借助《苏州史志资料选辑》、《游日同人筹赈会征信录》、《中华民国史料》、《民国大事日志》、《顾维钧回忆录》、《段祺瑞年谱》等,为论证提供史料依据。

第三,研究方法多样。作者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使内容更具可读性。首先,以历史实证法为主,努力做到论从史出,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比如在论证分析报刊舆论、官方以及民间三方对关东大地震的响应时,引用大量报刊杂志上的社论、时评等文章,作为论证的实例。其次,采用了计量分析法。如在探究关东大地震的灾况时,作者采集了诸多统计数据,如关东地震中一府六县人员伤亡数量、东京府罹灾人数等,并将这些数据绘成简洁明了的表格,以便进行计量研究。此外,还采用了比较、整体把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法。如在论述中国对关东大地震的响应时,作者既整体分析了中国各界对震灾的反应与行动,又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个案分析其响应情况,使该书内容既有“面”的广度,又有“点”的深度,突显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性与独特之处。

该书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价值,以下几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拓宽了研究视角。该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丰富了关东大地震的研究。作者从政治视角入手,从报刊舆论、官方、民间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响应,使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灾难本身以及救灾情况的简单再现,而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阐述,拓宽了关东大地震的研究视角。比如在介绍中国报刊舆论对关东大地震的反应时,作者不仅分析了报刊舆论的评析及反思,自己也对报刊舆论的反应做了一个整体评析,首次探究报刊舆论与关东大地震二者之间的独特互动关系。此外,由于报纸逐日报道社会新闻,记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存了大量的社会信息,如同历史资料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分析报刊舆论的评析与反思时,作者不仅梳理了近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报如《申报》、《民国日报》等报纸,还整理一些地方性小报如《苏州晨报》、《新周庄报》等报纸,运用了大量的报刊资料以充实自己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视角。

第二,启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作者对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灾况以及造成巨大损害的缘由的分析研究,让我们不禁想到现实问题。近年来,全球进入地震活跃期,各地强震不断,中国汶川8.0级地震、所罗门群岛7.2级地震、海地7.3级地震、青海玉树7.1级地震、尼科巴群岛7.6级地震……这些震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伤害。回顾日本关东大地震,一方面可提醒世人:地震除了会造成房屋倒塌、交通瘫痪、人员伤亡外,还有可能引发火灾、海啸、瘟疫等次生灾害,我们必须增强民众的抗震防灾意识,制定地震灾害的应对措施、进行城市抗震的规划与设计、制定并颁布防灾抗震法规;另一方面,可为当今抗震救灾和国际援助提供经验借鉴和道德示范。日本关东大地震爆发后,中国各界纷纷对日灾表示同情与惋惜,慷慨解囊,解衣节食,踊跃捐助,积极赈济日灾,是对救灾恤邻这一古训的伟大实践。

第三,彰显人道主义精神。本书着重阐述了中国各界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反应:或发慰问函电以及到日本使馆慰问;或发起成立赈济日灾组织,筹募善款;或筹办赈灾物品,及时运往灾区;或派出慰问考察队和医疗救护团。在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关系极度敏感的历史时期,中国各界在坚持合理的民族诉求的同时,秉承救灾恤邻的理念,一致积极、热心地向日本灾区捐款、捐物、助医,充分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

上述可知,该书有其特色与价值,但并不代表该书无可挑剔:

第一,有些专有名词的表达、标点前后不一致。例如该书第二章中对“《向导》周报”的表述有时是“《向导》周报”,有时却是“《向导周报》”。在该书的第二章中,在列举《新闻报》言论对各学科的教学意见与建议时,采用的序号格式为“(一)”“(二)”,然而在该书的第四章中,在列举《游日同人筹赈会简章》的七点内容时,采用的序号格式却为“(一)、”“(二)、”。前后不一致,因此文本格式尚待进一步规范。

第二,该书史料翔实,诚为一大特色,但似有继续深挖的空间。如一些日文原始资料、档案与日记资料等,此外还有今人的研究著作等等,若能充分利用,定能锦上添花。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深挖日文原始资料,探究当时日本政府及民间对我国积极援助日灾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中日关系的新的期待和政策的调整,以体现我国各界积极赈济日灾的影响与意义。

第三,本选题涉及多种学科知识,如能综合运用新闻学、心理学、灾害学、外交学等理论加以考察,无疑会增强论文的学理性。比如,在介绍日灾灾情时,可以结合灾害学理论进行分析;在介绍报刊舆论对日灾的响应时,可以适当增加新闻学理论;在介绍官方对日灾的响应时,可以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中央政权及地方军政势力的的态度及反应,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当然,瑕不掩瑜。该书再现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中国各界的回应情况,使人道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既为研究关东大地震提供了资料与新的视角,同时又启发读者对现实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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