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中印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吴佩华
1962年中印战争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和痛心的事情”，它不仅影响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有关中印关系、中印战争的研究较多，但是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研究阙如。本文拟对此做一梳理，抛砖引玉，以期推动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入，受资料和个人能力的限制，不到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中印两国山水相连，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近代以来，两国曾深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都具有反帝反殖的共同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印度很快就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是1954年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创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先河。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共同为亚太、印度洋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贡献。正如当时美国情报评估认为，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亚洲和平的关键”。
5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局势的逐步缓和，苏美两国也逐步朝着和平竞争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大的国际环境下，印度倡导不结盟，并使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和地缘优势，使之成为苏美两大国极力争取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地位，扩大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声望。而此时，中国却面临着咄咄逼人的安全形势。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北部沿中苏边境部署百万雄兵，时刻威胁着中国的安全；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新边疆政策的指引下，酝酿逐步扩大对越南的侵略，从南边进逼中国；在东南面，台湾欲在美国的支持下借大陆自然灾害影响之机反攻大陆；在东边，中国自1958年撤回在朝鲜的志愿军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因旅日朝侨的归属问题逐渐显现，日、韩、朝之间矛盾不断，处理不当，又会使东北亚地区陷入动荡的境地。在中国国内，经历大跃进后又遇天灾，经济尚在逐步恢复之中，由国内经济问题进而引发了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围绕中苏关系、国际形势等问题，领导层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正是在中国内困外忧之际，印度充当了反华的急先锋。
中印边界问题本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两国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加以合理解决。然而，印度尼赫鲁却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衣钵，“不断进行蚕食乃至武装侵占”西藏。1959年西藏叛乱后，印度加大执行“前进政策”，擅自提出“边界线事实上已经划定的论点”，以“争取国际支持”。至1962年，印度认定此时正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遂挑起了中印战争。
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向中印边境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中国军队多次打退印军的进攻并进行了反击，歼灭了部分来犯之敌，顺利收复了部分失地。10月24日，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希望双方都要克制，“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既要尊重历史，也要正视现实，共同合理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印度却拒绝谈判。
鉴于中印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鉴于中印在近代共同的历史遭遇和面临的现实任务，鉴于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因而，通过民间外交途径寻求中印之间的和平、团结与友谊便成为一种策略选择。
二
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在国际上极力制造恐慌气氛以博取世界的同情，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战争期间，印度先借战俘问题大做文章，企图利用国际红十字组织扩大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
印度在没有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同中国协商合理解决被中国边防部队俘虏的印军的情况下，擅自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求助”，诬蔑中国方面“决心”把被俘人员当作“人质”，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插手印俘问题。随后，印度于1962年10月23日晚通知中国方面，“印度已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关于在中国人手中的军事和非军事俘虏的情况”，还说“印度没有（中国的）俘虏”，并要求“早日运送御寒的衣服、毛毯和药品”给印俘。显然，其目的一方面是污蔑中国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违反人道主义，借国际反华“大联唱”之机把事态扩大化，故意丑化中国的形象，即“企图把自己扮成是一个受害者和愿意谈判者，把中国说成是一个侵略者和顽固不化者”，为国际社会插手干涉中印边境问题铺路；另一方面利用国际红十字组织为其在国内肆意迫害华侨张目。
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睦邻友好，是新中国对外交往原则，且中印友好关系源远流长，虽然因为边界问题两国发生了冲突，但广大的印度人民、印度官兵只是印度当局扩张政策的执行者，他们本身没什么过错。战败被俘，受到宽待，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必然，符合新中国对外交往原则，更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1950年中印已建交，虽然两国之间发生了战争，但外交关系并没有断绝，两国红十字会之间仍可以自由交往，战俘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两国红十字会来解决。
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也考虑到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的愿望，中国红十字会受中国政府托负责遣返印俘有关事宜。
首先，中国红十字会按照《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在交通受阻的情况下，分五批将所有印俘名单、通讯处和健康状况通知印度政府和印度红十字会，并且协助他们同家人建立通讯联系，传递了印方送给他们的包裹。
其次，按人道主义精神善待战俘。1963年4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小组访问了西藏一座俘虏收容所，了解到收容所食物种类很丰富，按印度传统习惯制作，印俘很爱吃；宗教生活完全与印俘过去一样，每天祈祷三次，收容所当局还供给他们敬神的灯油；医疗条件很好，被俘人员的健康有充分的保证。证实了中国方面对于印军被俘人员的待遇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的规定。难怪战俘们见到红十字小组时，都异口同声高呼：“中印人民友谊万岁！”并表示“这里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兄弟般的情谊，我们非常感激”。
第三，按照《日内瓦公约》的精神遣俘。1962年底，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印度红十字会，并通知印度驻华使馆，中国将于1962年12月5日、12日和13日分别于邦迪拉、梅楚卡、德让宗、瓦弄等地先后释放200余名印度俘虏，其中含12名伤病人员、3名随军修路人员，另骨灰一盒，要求印度红十字会按时到指定地点进行交接。在交接时，中国方面人员向印方人员介绍了这些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的抢救、治疗和生活情况，并将每人的病历表一份和伤病人员总名册一份交给了他们。印度红十字会派来接运这些伤病人员的医生，对于中方给予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的治疗情况表示满意。1963年4月、5月间，中国红十字会受托分批将所有印俘分别遣送完毕。这些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对于中国边防部队给予积极治疗和细心护理，十分感激。在达旺地区发动进攻而受伤被俘的几个印军士兵，对为他们精心治疗的中国边防部队医务人员说：“永远不忘中国军医的人道主义。”一个被俘印军连长还说，他的“左手和左腿负伤，左臂骨折断了，得到了中国军医良好的治疗和照顾，表现出中国人的友好态度”。另一个被俘印军校级军官对西藏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管理人员说：“你们对我们的友好态度，完全像对待朋友。我们的伤病人员被俘后走不动，你们的士兵还背着他，这种事从前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部分印度军官要求到中国内地参观的愿望，同时也为了表达中国方面争取两国友好和解的诚意，中国红十字会接受政府委托，安排以达尔维准将为首的印军27名校级以上军官到武汉、南京、上海、杭州、无锡、北京参观。为照顾他们的自尊心，中国陪同人员向他们保证不报道，不拍照，不派记者采访。这些军官过去对中国有一些了解，但也听到许多歪曲宣传。在参观中，他们发现中国各城市街上无乞丐，无妓女，交通秩序良好，并没有任何鼓动反对印度的宣传。对此，他们表示惊讶。后他们还提出想经香港回国，也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但是印度政府出于维护面子和担心他们到香港后会扩大此事的影响，反对他们继续旅行，经中方同意后，决定在昆明予以遣返。中国不仅按照国际有关公约宽待善待俘虏，而且还给予他们如此高的礼遇，这在中外遣俘史上实属罕见。
中国红十字会对待这些被俘官兵的宽容与关爱，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步明白了是由于印度政府实行错误的“前进政策”，破坏了边界现状，才使中国方面不得不进行反击。在所有遣俘的过程中，印俘都热烈和中国方工作人员握手、拥抱，高呼：“中印人民是兄弟！”“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我们之间兄弟般的关系，永世长存”。“感谢中国政府！”这无异于对印度当局蓄意歪曲的有力回击。
中国红十字会按照《日内瓦公约》精神善待战俘，并“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是中国政府为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三
战俘问题之外，印度当局还在阵亡将士的尸骨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在战争进行中和战后对冲突另一方军人的尸体进行掩埋处理，符合通常的国际惯例和《日内瓦公约》的精神。中国边防部队甚至在西段中印边境冲突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尽可能地掩埋了一部分印军尸体；在冲突停止以后，立即进行清查，并且掩埋了全部印军尸体。中国方面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然而，印度却歪曲事实，试图利用阵亡将士的尸骨问题煽动两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对此，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有力的回应与反击。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西藏地方边防部队进驻德让宗和打陇宗地区后，在普冬村附近清扫战场时，从被俘的印军士兵中了解到，印军尸体中有一具是印军步兵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随后，中国边防军找出了这具尸体，并在尸体身上发现了贴有照片的身份证、两个准将臂章、两个领章和帽徽，从而证实了死者的身份。中国西藏地方边防部队把这具印军准将的尸体用毛毯裹好以后，埋葬在坦加帕尼河上普冬桥北头约二十米处，在墓前竖立了写明死者姓名和职位的标志。霍希尔·辛格准将是在战斗中死亡的。由于战场上双方部队都在迅速移动，因此很难断定他死亡的确切日期。然而，印度当局却以怨报德，其报业托辣斯却于1962年12月14日说，辛格准将是在向中国边防部队投降时被枪杀的，其实这是“无耻的造谣和诬蔑，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制造仇恨，煽动反华”。中国红十字会经查实，将发现印军旅长辛格尸体经过如实告知印度有关方面，及时澄清印度“恶意的诽谤”，并指出，中国方面对辛格准将尸体的处理是仁至义尽的，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任何了解和尊重事实的人都会看出，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所作的指责，完全是恶意污蔑”。
在中国方面宣布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四个半月之后，印度方面却提出要派人进入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的非军事区来“收集”印军尸体。在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后，印度又污蔑中国“不顾涉及宗教仪式的问题”，“故意不让”印度人对这些尸体进行火葬。此外，印度竟然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决定印方人员进入中国境内的时间、地点和使用的交通工具等等，要中国方面在它指定的地点、时间接待印方人员，意欲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保卫”他们国家而牺牲的“卫国英雄”举行“宗教仪式”，态度蛮横之极。众所周知，这些印军死亡人员是为执行印度政府武力侵华政策而殉难的，并非其所称的“卫国英雄”。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无非想乘机钻入中国境内，制造紧张，为重新挑起冲突做准备。
鉴于印方一再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委托，不畏险阻，派遣工作人员进入有关地区清理和焚化印军人员尸体，然后把骨灰和一部分尸体交给印方，由印方领回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处理。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友好作法，是对印方的破格照顾，表现了中国方面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中国方面维护中印友谊的真诚愿望”。
印度被俘人员中，有20余名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中国红十字会认真负责地将他们的死亡诊断书连同骨灰或尸体一起交给印方。对这些人留下来的钱财、手表等个人物件，也一一进行登记，交印度红十字会转给死者家属。对于中方的这些行动，印度俘虏颇为感动，他们说：“中国真是最人道的国家。”印度红十字会的代表也感慨万千，认为这在各国战争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中国红十字会通过主动送还这些印军的尸骨，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加深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四
近代以来，印度曾为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印度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促进与维护世界和平。印度与中国有相似的经历并怀有共同的愿望。中印之间不应该发生冲突，而应该是好邻居、好伙伴。实事证明，中国红十字会这些外交努力，有理、有利、有节，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充分表达了中国希望中印两国人民能秉承几千年来友好交往的传统共同维护双方建立起来的友谊，共同努力，和平解决存在于彼此之间的历史矛盾与纠纷。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也确实教育和团结了许多印度人民。如有些印度俘虏被释放回国后，著书立说，向世人讲述中印边界冲突的真实情况，证明中国并没有侵略印度，边界问题是有历史渊源的，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后患，中国与印度应该携手合作，以和平与发展事业为重，边界问题可以进行谈判、协商，友好解决。
中印战争爆发，引起一些亚非国家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希望中印双方能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勿使边界冲突扩大危及世界和平。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妥善地解决与战争有关的诸如战俘、尸骨等问题，使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印战争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从而为中国拓展同这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从此后中国同许多亚非国家扩大交流与合作便可得到证明。曾参加过中印边界战争的印度陆军师第4师师长尼兰詹·普拉沙德坦言：“中国人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舆论上也是胜利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对此评论道：中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结束了对抗，使任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都无法再帮尼赫鲁什么忙”。
总之，新中国红十字会奉“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持“人道获致和平”理念，受中国政府委托，通过善待印军战俘并协助遣返、送还印度阵亡将士的骨灰等外交行动，避免其它国际势力插手、干涉中印战争，涵养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的助手、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改善中印关系、宣传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和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