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报》刊登《司督阁：翻开中国战地救护第一页》
2019年1月25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司督阁：翻开中国战地救护第一页》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2017年5月11日，辽宁省营口市“中国红十字会文化传播教育基地”落成开馆。营口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源头之一，离不开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贡献，他就是司督阁。
“东北西医第一人”
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又译为司徒阁，1855生于英国苏格兰一个牧民家庭，父母早逝，少年即独自外出打工、求学。1877年，他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881毕业受聘为爱丁堡医学院住院医生，不久接受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派遣，前往中国东北地区开展医学传道工作。
1882年8月，新婚不久的司督阁携妻子远涉重洋，开始中国之旅。11月，夫妇二人抵达辽宁营口，开了一间诊所，拉开了他医学传道事业的序幕。直到1922年因病回国，司督阁在东北悬壶济世长达40年之久。
1883年春，司督阁前往奉天（沈阳），在小河沿创办了东北第一家西医诊所（1887年扩建为盛京施医院，现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施医赠药，1892年创建“盛京医学院”，1896在沈阳创建了东北第一所妇女医院——盛京女施医院，1912年创办奉天医科大学（1917年更名为“奉天医科专门学校”，1933年更名“盛京医科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
作为“东北西医第一人”“东北西医鼻祖”，司督阁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开办红十字医院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连战皆败。战争期间，在华的外国人及传教士先后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开办红十字医院，收治伤兵。身在营口的司督阁，率先垂范。
辽东半岛是甲午战争的主战场。自1894年11月日军铁蹄踏入辽东后，战火迅速蔓延，逼近营口。司督阁在他的回忆录《奉天三十年（1883—1913）》里写道：“在1894—1895年的中国军队中，没有任何战地救护服务组织。士兵们在什么地方受伤，就躺在什么地方，即使躲过难挨的饥饿，也会在寒风中很快死去，因为当地气温在零下许多度，一个晚上就足以致命。”面对此情此景，刚从沈阳来到营口的他坐卧不安。12月3日，在地方官员的协调下，他租下一家大客栈（旅馆），稍加改造，办起了一所红十字战地医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红十字医院，由此翻开了红十字战地救护在中国的第一页。
救护工作由营口海关医生达瑞（又译为戴理、戴力，营口人称为达大夫）总负责，参加救护的共有8名医生。医院条件简陋，“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医院似乎是简陋和肮脏的地方，但对伤员们来说，这里无异于天堂”，司督阁如是说。在这里，伤兵们获得了人道关怀，可以解除伤痛，看到生的希望，身心得到抚慰。
战火还在燃烧，伤兵络绎于途，医院很快无法容纳了。司督阁殚精竭虑，想方设法进行“扩容”。在他的努力下，营口红十字医院由一所扩充为4所，最后增加到7所。1895年3月8日，日军占领营口后第二天打响田庄台战役，他还亲自率领救护队进入战地救护伤员。
司督阁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为了提供后援保障，旅居上海的英国传教士慕威廉、驻沪英国总领事以及洋商，在上海成立红十字会，“慷慨地承担了牛庄（营口）港红十字医院的所有费用”。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捐银万两，江苏巡抚奎俊捐银2000两，江海关道刘瑞芬、上海著名慈善家施善昌各助银千两，东北地方官员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战争结束，光绪皇帝特别授予司督阁和“红十字医院几位主要医生双龙宝星三级勋章”，以示表彰。
日俄战争救护再立新功
司督阁在营口首创红十字医院，让中国人对红十字的价值认知有了质的飞跃。甲午战争后，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高亢激越。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提供后援保障，为东北救援提供支持的模式在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改造升级”，再次得到应用。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爆发。一时间难民潮涌，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欲救不能。情急之下，在上海绅商沈敦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奔走努力下， 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集会，郑重宣布联合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负责筹款募捐，在东北广设分会，执行难民救护事宜。4月6日，营口分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东北设立的第一个分会。随后，辽阳、奉天、开原等分会陆续添设，救援行动有序推进。
此时的司督阁把盛京施医院改造成红十字医院，收治伤员，“继续平静地为许多受伤的中国人和大量投奔我们的难民工作着”。无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俄国人，只要是伤员，他都一视同仁进行救治。超越国界，为所需要的人服务，这就是红十字魅力所在。
日俄战争期间，司督阁尽心尽力，救助伤兵和难民上万人，战后他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