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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0-6-30 14:15:28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从城市走向乡村的初步尝试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乡村服务站考察
吕志茹 
 
    中国红十字会自创办以来,秉承人道博爱、救死扶伤的精神,积极参与战事救护、灾变救济等多项工作,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增砖添瓦,成为社会调节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除这些临时的、特殊的任务外,在平时,红十字会也积极发挥其所长,创办医疗机构,为普通民众解除病痛,如上海设立的红十字会总医院以及时疫医院等机构,常年或在固定时间段开办,在治病救人方面成绩斐然,赢得较好的声誉。但由于实力所限,为民众服务的医疗部门多设于城市,广大乡村难于兼顾。乡村一般没有红十字会的固定服务机构,只是当重大战事或灾情出现时,红十字会才派遣医疗队临时为兵民服务。“复员”时期到来后,在“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精神指导下,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范围又有了新的拓展,其中,乡村服务站的设立无疑是这一时期工作的一个突破性进展,是中国红十字会自创办以来首次在乡镇设立固定的服务机构,为普通乡民服务。本文拟对“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乡村服务站进行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中国的乡村普遍落后,经济状况、医疗条件比起城市相差甚远。“复员”时期到来后,由于刚刚历经八年的日寇侵略,乡村更是破败不堪。以江苏省为例,该省是沦陷区,遭受日军破环非常严重。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百废待举。虽然城市的医疗条件同样不能尽如人意,但相比农村还是好得多。所以“红十字会的医药服务在城市建立了基础之后,急切地需要推展乡村市镇的工作。”[①]
    开展乡镇医疗工作,源于总会的倡导。1947年初,为推展社会服务工作,总会决定在分会之下设立乡村服务站,把红十字的关爱延伸到农村。乡村服务站“为复员期间本会最新措施”。[②]总会为此特订立服务站暂行规则,规定服务站的工作主要为八项:一、办理医疗防疫保健工作;二、推行安全助产及举办旧式产婆训练工作;三、设儿童青年阅览室;四、设会员医药及法律咨询处并代写书信等;五、办理成年及儿童失学教育;六、组织青年会员联谊会;七、征求会员;八、发动乡镇会员推行灾害救济及乡村公共卫生。[③]
    从所定规则来看,乡村服务站的工作是比较全面的,成为红十字会服务机构在乡村的新的分支和辐射点。规则定好后,遂下发到各地分会,总会要求各分会根据当地环境及人力财力等自身实际情况酌情举办。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能积极响应并迅速举办该项事业的分会为数不多,其中江苏省武进分会的工作最为出色,不仅在时间上走在了其他分会的前面,而且,开办的乡村服务站数量也是最多的。自1947年2月至11月,该分会共设立了9个乡村服务站。现以武进分会为例来考察一下当时乡村服务站设立的情况。
    武进分会的第一个乡村服务站设在前黄镇。该镇位于武进城南,是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小镇。1946年11月武进分会正筹划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合办儿童营养站的时候,应前黄镇民众的邀请,将第五儿童营养站设在该镇。营养站开办后成绩良好,受到广大乡民的欢迎,但由于物资有限,营养站于1947年2月结束。此时,正值总会倡导在分会之下设立乡镇服务站,于是,营养站改建为服务站。2月16日,前黄镇服务站正式设立,这是武进分会乡村服务站的创始。
    前黄服务站设在镇上中街的杨家祠堂,站内设有门诊室、手术室、待产室、病床8张、产床2张,检查台、检查床各一张,另外还有疗养室、调查室、图书室与理发室等。服务站内配有医师1人、护士1人、助产士2人。从服务站的配置方面来看,医疗工作是服务站的中心工作。服务站开办后主要从事的是免费诊疗、接产等,另外也兼顾了补助营养、儿童失学教育、图书阅览与公共卫生等服务活动。
    自前黄服务站开办以来,“因乡村之需要,深得地方一般民众之欢迎与好评,故工作开展非常顺利,继续请求本会设站服务者有五、六乡镇之多。”[④]这仅是服务站开办后两、三个月就取得的成效。前黄服务站成为乡民了解红十字会、接触红十字会、感受红十字精神的重要窗口。
继前黄镇之后,武进分会又分别在湟里镇、寨桥镇、厚余镇、西夏墅、马迹山、湖塘桥、雪堰桥和坂上镇设立了乡村服务站。
    除武进分会外,1947年3月至5月期间,泸县分会成立了蓝田服务社,大竹分会成立了高穴、新店两个服务站,砀山分会成立了崇教乡服务站,莆田分会也成立临时服务站四处。
    乡村服务站成立后,开展各项服务活动,适应了乡民的需要。为展示这些乡村服务站工作的一般情况,我们可以武进分会前黄服务站为例考察其概况。
医疗工作:从1947年2月成立至1948年11月不到两年时间,前黄服务站共接诊病人19125人,防疫种痘50305人次。在这19125人的接诊病人当中,免费者人数就达到8554人,占到总数的45%[⑤]。医疗防疫工作一直是服务站的中心工作,此项工作最受民众欢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状况,符合总会设立乡村服务站以“推行乡镇社会服务工作、促进乡村卫生”[⑥]的初衷。
    保健工作:1947年四四儿童节期间,该站举行了儿童健康比赛,为289名儿童检查身体,对营养不良的儿童发放牛奶、鱼肝油等进行营养补助。三八妇女节期间,举行妇女招待会,共有208名家庭妇女参加,由医师和公共卫生护士给她们讲解家庭卫生常识与妇婴卫生。举行过敬老会,呼吁社会注重健康,参加者有108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该站还广泛开展环境卫生工作,多次与当地相关部门联络,清除垃圾,取缔露天粪坑,发动民众疏浚饮水河道等等。
    赈济工作:1947年冬该站为贫苦居民分发寒衣600件,单衣424件,皮鞋62双,米3石。
    教育训练工作:该站曾为40名贫苦儿童资助学费,举办过失学儿童夜校,就学儿童72名。曾举办了两期妇女缝纫班,每期20人,时间为两个月。另外,服务站还设有图书阅览室,供会员及社会人士阅读。
    康乐活动:该站举办过会员联谊会,有会员700多人参加。放映过两次教育电影。并开辟了一块两亩大的荒地用作儿童游戏场,希望从健康娱乐活动中促进儿童的身体健康。
    另外,服务站还曾发动1500名会员修筑通往新园中学的公路,以方便学生上学。
    以上为武进分会前黄服务站的工作情况,各地乡村服务站所办具体事务是有所区别的,如砀山县崇教乡服务站所办工作为:办理会员及一般人民防疫保健、设会员医药及法律咨询处并代写书信、组织青年会员联谊会、征求会员、办理灾害救济等。[⑦]但多数乡村服务站以医疗保健工作为中心,同时举办了其他乡村需要开展的现实工作,如教育、训练、救济等等工作,适应了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提出的“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需要,是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当中的一支新秀。虽然乡村服务站的工作一般规模较小,活动也比较琐碎。但它的建立,确使乡民了解并亲身感受到了红十字会人道博爱的事业,非常受民众欢迎。
    为进一步推行乡村医药救济及保健防疫工作,自1948年7月始,中国红十字会又利用美国援华经费设置了上海、南京、武进、砀山、灌县、邕宁、长泾、青浦、江都、孝感、开封、长春12个乡村巡回医务队,深入民间,为民众服务。这也是红十字会重视乡村服务工作的表现,与乡村服务站不同的是,此非常设机构。
    中国的农村普遍贫穷落后,较好的医药设备,高素质的医护人员多集中在城市,乡村则由于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等因素,很少有人问津,许多贫苦的农民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无力求医问药。鉴于这种现状,“复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开始把人道关爱延伸到乡村,在“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精神指导下,创办了固定的乡村服务机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乡村的需要。遗憾的是,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这一倍受民众欢迎的事业没有扩大开展,乡民受惠者有限。就武进分会而言,该分会创造了当时中国红十字会两个分会工作之“最”,即创办了最多的儿童营养站和建立了最多的乡村服务站。在民生凋敝的条件下,此种成绩的取得的确极为难得。因此,武进分会的工作也得到总会的赞许。总会杨宝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武进分会白手起家(总会未予津贴之意),奠定了良好基础,展开了乡村服务站等很实际的工作,有位于医师‘穿布衣、着草鞋、背药包’奔走于穷乡僻壤到贫民区里看病诊疗。”[⑧]这是对当时武进分会的情况及热心的分会工作人员的真实写照。尽管会务开展成绩良好,但经费拮据所带来的尴尬成为会务进一步拓展的一大障碍。1947年武进分会致电总会,呈报会员名册并请求拨款,称:“以商业凋零筹募不易,除将会费收入全部用作推进事业经费外,不足之数再向各界捐募以资挹住,但仍不敷甚巨”,除要求“将应解会费之半数拨助外”,还希望总会“拨款另行补助。”[⑨]经费的缺乏,使红会事业发展步履维艰。经费问题已成为制约整个“复员”时期红会工作开展的最大瓶颈,影响了工作的进一步拓展。
    乡村服务站是“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新举措,服务站的设立填补了红会工作在乡镇无固定机构的空白,属开创之举。虽然限于条件,乡村服务站设立的数量有限,尚未做到广泛深入农村。但乡村工作的从无到有,是中国红十字会服务工作的新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①]《红十字旗帜在乡村——武进分会前黄、厚余服务站鸟瞰》,《红十字月刊》总第29期(1948年5月),第27页。
[②]《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卅五卅六年度工作简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001。
[③]《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总第15期(1947年3月),第37页。
[④]《武分总(36)字第(105)号:为呈报本会开展乡镇工作祈鉴核予以援助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925。
[⑤]《中国红十字会前黄服务站服务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925。
[⑥]《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总第15期(1947年3月),第36页。
[⑦]《中国红十字会新闻》,《红十字月刊》总第18期(1947年6月),第36页。
[⑧] 杨宝煌:《这是一座桥梁》,《红十字月刊》总第15期(1947年3月),第23页。
[⑨]《武进分会呈报总会会员名册及要求拨款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2925。
 
 
美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首次救援活动
——1881年密歇根森林火灾救援及其意义
李艳飞  高芳英
 
    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密切关注下,经过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克拉拉·巴顿(Clara·Barton)等人的不懈努力,美国红十字会终于在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后的第18个年头(1881年5月)宣告成立。美国红十字会刚刚成立,就遇到了1881年9月发生在密歇根州的森林火灾,其本着“不仅在战地救助伤员,而且在和平时期协助民众减轻或摆脱因灾难产生的痛苦”的红十字会宗旨,积极参加了密歇根森林火灾的救援工作。虽然此时的美国红十字会刚成立5个月,它的组织救援能力还十分有限,在这次火灾救援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并不十分显著,但它对这次火灾所做出的及时而有效的反应,首次向公众展示了红十字会这一组织所特有的社会功能,这对美国红十字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不仅强化了组织的形象,得到了民众和政府的承认,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而且丰富了美国应急救灾组织的类型,同时红十字会在密歇根森林火灾救援中所表现出来的博爱、人道和奉献精神,对长期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熏陶的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从而提升了基督教文化中的慈善理念。
 
    1881年9月4日,密歇根州发生了森林火灾。在短短24小时的时间里,这场森林火灾的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00万英亩(4000平方公里),近300人在火灾中丧生,火灾造成的财产损失高达250万美元之多[①]
    这次火灾的发生地位于密歇根州的东部半岛地区,因该地区的整体形状类似于人的大拇指,因此美国人又称这次火灾为“大拇指火灾”(“the Great Thumb Fire”)。这次火灾的发生与当地伐木业的盛行及当时炎热的天气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密歇根州东部半岛地区的林木资源非常丰富,森林里随处可见被风吹倒的朽木,这些成堆的朽木被当地居民戏称为“坟茔”,森林里还有四处散落的伐木后留下的干树桩、枯树枝。这些都是火灾的易燃物。另外,1881年夏天,密歇根州的东部半岛地区干旱异常,介于萨吉诺湾(Saginaw Bay)和休伦湖(Huron Lake)之间的所有地区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旱灾,其中尤以休伦(Huron)、塔斯科拉(Tuscola)、萨尼莱克(Sanilac)以及拉皮尔(Lapeer)地区的旱情最严重。到9月份,这一地区已有两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了,几乎所有的河流都已干涸,就连许多水井也早已没水了。早在8月份,休伦等地区就不时传出有森林火灾发生的消息,然而当地居民对这些小规模的火灾并未加以重视。当地居民只是像过去一样,把那些在小火灾中尚未燃尽的干树枝点燃烧尽,然后把灰烬清理出自己的土地就算完事。甚至当他们得到有火灾发生的警告后,依然我行我素,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防备,以至火灾蔓延。
    关于这场火灾的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的《纽约时报》作了详细的报道:位于休伦湖西岸的萨尼莱克和休伦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萨尼莱克的一些小村庄如里士满维尔(Richmondville)、卡森(Carson)、查尔斯顿(Charleston)全部在火灾中“蒸发”, 特拉华(Delaware)、亨肯(Hunken)、奥斯丁(Austin)这些小镇也大部分被毁,休论的宾厄姆(Bingham)、谢尔曼(Sherman)和帕里斯(Paris)等地均遭重创,数以百计的农场在火灾中化为乌有;房屋、股票、农作物等个人财产被烧毁殆尽;当地的所有居民都已陷入火海之中,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火灾发生后,人们争先恐后地从发生火灾的内陆逃往休伦湖岸边避难。由于火势的迅速蔓延和秩序的极度混乱,不断有人丧生在逃亡的路上,如雷蒙特(Raymond)一家7口被发现在一口枯井中,显然他们为逃火灾在井中窒息死亡;又如亨利·科尔(Henry Cole)的遗体在查尔斯顿被发现时,已经被大火烧焦了。里士满维尔附近还刮起了大风,火焰迅速蔓延开来,这就使当地居民更难逃生。风助火势,有关人员伤亡的消息不断传来,而天气依旧炎热,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②]
    火灾结束后,受到火灾破坏的地区满目疮痍。被大火烧焦的尸体随处可见,有男人的、女人的、还有小孩的……,受伤的,绝望的亲属们正在用粗糙的棺木装殓。已有很多遇难者的尸体被认领了,但还是有很多尸体因变得面目全非而无法处理。大约有1500个家庭因这场火灾而变得一无所有,他们只能暂时蜷缩在仓库、校舍、邻居家里。有1万多人仅仅在一周前还拥有满意的工作、幸福的家庭,而现在他们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还有一些人像疯子一样徘徊在一个个废墟之间,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亲属,可结果总是让人失望,他们为此而陷入内心的痛苦中不能自拔。面对灾后沉重的救援工作,密歇根休伦市救济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发出了紧急呼吁:“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满足灾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但还是捉襟见肘。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更多的援助,就会有更多的人死去或成为流亡者。我们希望慈善组织和美国人民能够慷慨解囊,给予我们及时的、急需的援助[③]
 
    面对灾区的呼唤,刚刚成立的美国红十字会立即行动起来。红十字会创始人克拉拉·巴顿当时人在纽约州的丹斯维尔(Dansville),当她获悉密歇根州发生火灾后,她首先要求丹斯维尔当地的红十字会组织立即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她对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虽然我们的组织(红十字会)刚刚成立,但我们的(救援)工作绝不能迟缓、无力”[④]。随后,克拉拉又以美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向全美各地寻求援助,距离丹斯维尔40英里远的罗切斯特(Rochester)第一个响应了巴顿的号召,锡拉丘茨(Syracuse)紧随其后,不久,整个纽约州的西部地区闻风而动,而巴顿所在的丹斯维尔迅速成为火灾救援的中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络绎不绝地将食品、衣物和其他捐助物资送往红十字会。在把这些物资送往密歇根以前,红十字会还专门成立了了一个妇女委员会来负责看管这些救灾物资、缝补破旧衣服并处理存在问题的食物。当聚集了一定数量的救灾物资后,巴顿专门委派了两名得力干将前往密歇根灾区,负责监督发放大约8万美元(折合现价约140万美元)的红十字会募集物资。红十字会的捐赠与联邦政府的救灾物资数量相比虽然要少很多,但对于刚刚成立的美国红十字会而言,这已经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答卷”了。美国红十字会在这次火灾救援中的工作受到广泛赞赏,“正因为有了红十字会的参与,这次救灾工作才能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在全美范围展开”[⑤],在美国红十字会救援活动的精神感召下,许多人都积极为灾区慷慨解囊、捐钱捐物。
    美国红十字会积极参加密歇根森林火灾的救援活动,向政府和公众展示了红十字会重要的应急救灾功能,给美国民众和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2年3月16日,美国第21任总统切斯特·A·阿瑟 (Chester A. Arthur)和参议院最终以签署《日内瓦公约》的方式,正式认可了美国红十字会存在的合法地位[⑥]
    红十字会首次参与自然灾害的救援工作,保障了灾害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丰富了美国应急救灾组织的类型。在红十字会介入和平时期的灾害救援以前,美国作战部(War Department)是国家大规模灾害救援的政府组织。遇到灾情,有通信兵负责对灾区居民发出灾害警告,工程兵负责设施具体的救援工作,作战部部长领导下的救灾委员会负责救援物资的发放,而救灾资金则来自国会的拨款。这种由政府一手操办的灾害救援方式有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对救灾而言,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只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害现场进行救助,才能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在由政府一手操办的救援模式下,官僚机构繁琐的决策程序往往严重影响到对灾情的反应速度,可能就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而像红十字会这种非政府组织具有规模小,决策快、行动灵活的特点,它们能够对灾害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正因如此,像红十字会这种非政府组织通常能在灾害救援的初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灾害救援,尤其是大规模的灾害救援的顺利完成往往需要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能否把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救灾工作的成败。然而,由于自由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部分民众对政府抱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红十字会作为非政府组织比政府部门更容易取得民众的信任,而且红十字会的原则和精神基于传统的慈善理念,从而使其能够更为顺利、更为迅速地完成调动民众力量的任务。经过密歇根森林火灾救援,美国政府对红十字会这种非政府组织能够在灾害救援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有了初步认识。此后,美国政府逐渐将应急救灾的组织类型从政府组织扩展到非政府组织,由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完成救灾任务。
 
    美国红十字会能够在组织成立之初,通过参加自然灾害救援的方式,弘扬博爱、人道、奉献精神,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的美国正处于 “镀金时代”。这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一个时代;是“强者至上”、“成功至上”的一个时代。
    “镀金时代”的代称说明:这一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并非是真正的“黄金时代”而仅仅是“镀金时代”[⑦],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一时期急速膨胀。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追溯美国的历史,其个人主义价值观来源于新教。美国人大多数信奉新教,新教最大的特点是主张信徒皆可与上帝沟通,而无需以神职人员为中介。到1815年时,美国人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个人尊严来源于一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一切原则是否合理就看它能否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⑧]。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前,个人主义对美国的影响还主要局限在政治范围内。内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领土的扩张,美国人对自己所持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日益自信,美国的个人主义也突破了政治范围,发展到了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尤其是在西进运动过程中,个人的力量、个人的作用、个人的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张扬。穷人变富人,乞丐变成富翁成了屡见不鲜、尽人皆知的事实,那些原本出身卑微而经过个人奋斗变为身份、地位显赫一时的石油大王、铁路大王、钢铁大王的创业故事,激励着千百万美国人拼搏创业,发财致富,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因此,“镀金时代”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由竞争蓬勃开展,大企业的出现如雨后春笋,经济垄断化方兴未艾,大企业家和金融家成为美国生活中“具有控制性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⑨]。美国社会中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种建立在美国独有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充分肯定。
     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欧洲,在“镀金时代”传入美国。该理论主张人类社会同其它生物有机体一样也适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认为进步取决于自由竞争的实行,自由竞争可以调整经济生活,保证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这种解释与美国人推崇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一拍即合。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镀金时代”的美国人推崇 “自然选择”、“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不可给弱者帮助,特别是不能自立自强的弱者不值得帮助”等观点,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当时的富翁“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⑩],他们对于社会贫富鸿沟的问题,越来越冷漠。认为竞争可以带来进步,要进步剥削就不可避免,贫困就难免存在,而“通过慈善事业对此进行校正是反自然而且低效的,成功或者失败取决于自然性状”[11]。在“镀金时代”的美国,“自由成为一种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成为不可剥夺的抢先占有、剥削和浪费的权利”[12] ,随处可见“没有社会良知,没有文明的关心,没有对未来民主的厚望”,“‘镀金时代’的人们竭尽全力挣钱”[13]。所以,“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是“一个有强人、能人、自私者、无知之辈和不讲道德的人组成的无政府社会。”[14]
     尽管在“镀金时代”,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极度膨胀,但美国的基督教历史和基督教文化沉淀了美国人的慈善意识,基督教文化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奠定了西方的伦理基础。美国人的个人和民间慈善组织由来已久,美国人的慈善意识底蕴浓厚。正因如此,红十字会才能够在个人主义和慈善文化的交织氛围中高举国际红十字的伟大旗帜,积极投入到自然灾害的救援活动中,1881年密歇根森林火灾救援所体现的不仅是一般慈善组织的善举,更重要的是这次救援彰显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伟大精神。因此,红十字会的首次救援活动,有着重新唤醒美国人的慈善良知、纯洁美国人的精神世界、提升基督教传统的慈善理念、校正社会风气和调节社会价值观的意义。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②] 《密歇根火灾——所有的家庭都陷入火海之中》,《纽约时报》1881年9月8日 (“Michigan Villages Destroyed-Whole Families Caught in the Flames”, The New York Times).
[③] 《毁灭性的森林火灾:密歇根火灾受害者的呼吁》,《纽约时报》 1881年9月13日 (“Disasters Forest Fires: An Appeal for the Sufferers in Michigan-Fires in Other States”, The New York Times).
[④] 《政府、贫穷和自救》,劳伦斯·W·里德于2005年4月,在格罗夫城市学院的目标和价值观研究中心揭幕式上的演讲。(Government, Poverty and Self-Reliance” a speech by Lawrence W. Reed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Vision & Values at Grove City College in April 2005).
[⑤] 《政府、贫穷和自救》,劳伦斯·W·里德于2005年4月,在格罗夫城市学院的目标和价值观研究中心揭幕式上的演讲。(Government, Poverty and Self-Reliance” a speech by Lawrence W. Reed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Vision & Values at Grove City College in April 2005).
[⑦] 这一名称是借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莱·华纳合作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镀金时代》。小说揭露了美国资本迅速发展时期美国政治的腐败,企业家的无耻行为——作者注。
[⑧] 拉尔夫·亨利·加布瑞恩:《美国民主思想教程》 (Ralph Henry Gabriel,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纽约1956年版,第7页。
[⑨] [美]哈里·J·加曼:《.美国全史》(龙倦飞译)第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713页。
[⑩] [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12] [美]沃浓·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陈永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781页。
[13] [美]沃浓·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陈永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781页。
[14] [美]沃浓·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陈永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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