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红十字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纪念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一百周年

池子华

 

　　[摘要]中国红十字运动，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组成部分。本文溯本求源，对红十字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并提出在中国红十字的启蒙运动中，“二孙”即孙中山、孙淦，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关键词]亨利·杜南  “二孙”  中国红十字会

 

　　1904年，在欧风美雨的浸灌下，在走向世界的时代潮中，红十字之花在上海绽放，旋即遍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白山黑水间……红十字在中国，落地生根，在灾难中成长。红十字组织并非中国的土特产，它导源于西方。本文即对红十字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做一概述。

　　一、亨利·杜南：红十字运动之父

　　中国红十字运动，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组成部分。“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溯本求源，不能忘记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先生，正如《联合国信使报》称：“瑞士人亨利·杜南的名字是同世界各国红十字会的肇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①]

　　亨利·杜南（Henry Dunant,1828—1910年），1828年5月8日生于瑞士日内瓦维尔丹纳大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法国传教士后裔。雅克·杜南（1789—1875年），亨利·杜南之父，在1827年结婚之前边从事商业活动，边宣传基督教义，同时兼任法院监护机构的督导员，管理并帮助穷苦的孤寡老人、弃儿和一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杜南的母亲安冬丽特·柯莱东出身名门，父亲是著名教授、牧师。她一生中的许多时间都奉献在慈善活动中。这种家庭环境，造就了杜南善良慈悲的品格。有两件杜南自己讲述的儿时往事是值得提及的：一件事情是他4岁时，母亲给他讲狼和羊的寓言，小杜南听着听着，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无法忍受无辜的生命被狼吞食；第二件事是他在土伦所见，当时杜南8岁，和父亲一起去劳改所参观，那里有一些服刑的犯人，当他看到犯人遭虐待的情形，十分愤懑，发誓说：“长大了，我要写一本书，反对这种极不公正的社会行为。”[②]幼年时期的杜南，对于人世间的悲惨和痛苦，已经十分敏感。

　　1838年，杜南进入加尔文中学，学业平平，除宗教课之外，其余各门功课均无建树。中学未读完，杜南辍学，积极投身于慈善活动，由于他的乐善好施，很快赢得了社会上和宗教界的肯定。

　　从18岁起，杜南开始学习银行业务，但他并未放弃慈善事业，访贫问苦，差不多成了他的“职业”。1849年，每逢星期四，杜南常与“施舍学会”的一些朋友聚会，有时在他家中，有时在“耶稣教徒学会”的活动场所。但他并不满足于“星期四聚会”，他希望把“施舍学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为此，他摈弃了“施舍学会”的名称，以“基督教青年会”取而代之，自任秘书。杜南“善于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在他的奔走下，1852年11月30日，日内瓦基督教青年会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到1853年，有近150个小组加盟。

　　杜南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意大利、阿尔及利亚，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了，1855年8月，一个国际性的联盟——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合会在巴黎诞生，作为发起人和热情的参加者，杜南受到特别的欢迎。

　　传播福音固然重要，但杜南不能不考虑赚钱谋生，况且，“财富可转化为仁慈的德行”，乃父斯言，杜南深信不疑。因此，在他开展宗教宣传的同时，商务活动也在进行之中，没有人怀疑，杜南，“这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商业生涯上正走向成功并将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富。”[③]

　　在鲁林·索德银行任职期间，杜南结识了日内瓦塞迪夫殖民地商社两位经营海外领地工作的人士，受他们委派，从1853—1856年，他三次踏上非洲大陆，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监督实施10个移民村的建设工程，但他的事业并不顺利，马克·德斯贡伯著《亨利·杜南传》称：“他在阿尔及利亚活动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同意对待当地人民的一套殖民主义办法以及他对当地人过于人道的态度所引起的。”他，最终离开了塞迪夫商社。

　　挫折没有使杜南放弃他所从事的人道天职，1858年，他创办了蒙——杰米拉金融工业公司，以造福于阿尔及利亚芸芸众生，为此，他拿着波弗尔将军的介绍信找到阿尔及利亚总督麦克·马洪将军，希望获得一块特许领地，结果只得到“等待”二字。总督难以指望，他准备长途跋涉，前往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晋见在那里指挥作战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当面陈述他开发阿尔及利亚的种种设想，以求得到支持，而这一计划的付诸行动，成了他生命旅程的新起点，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二、《索尔弗利诺回忆录》：红十字运动的源头

　　1859年6月25日，杜南抵达意大利卡斯梯哥里昂镇，正巧一场自滑铁卢之战以来更为残酷的战斗刚刚在索尔弗利诺结束。冲突双方是拿破仑三世统帅的约15万法国——意大利撒丁联军和弗朗索瓦·约瑟夫皇帝统率的数量相当的奥地利军队。联军凯旋而归，奥军也撤退而去，4万多死伤士兵（其中法军12000人，意军6000人，奥军22000人）被遗弃在战场上，血腥弥漫。伤兵呻吟哀号，痛苦地挣扎着。见此惨状，杜南立即组织当地妇女、儿童、医生，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治。尽管杜南及其志愿者们竭尽全力，但只能救护小部分伤兵，更多的伤兵无助地等待死神的降临。杜南的心在滴血。

　　10天后，杜南回到日内瓦。他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别让我死”、“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如果能早点救护”的哀怨之声，撕心裂肺，魂惊梦绕。他不能缄默，他要向世人讲述索尔弗利诺亲眼目睹的悲惨情景，向“文明世界”的良知呼吁呐喊。这是他著述《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的强大动力，如他自己所说：“在静下来写《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时，我被一种崇高的力量所驾驭，……以便完成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事业。带着这种催我向前的预感，并受到一种外界强大力量的驱使，我不得不写出这本书，不得不回顾一下那段并不愉快的往事。”[④]

　　1862年11月，《索尔弗利诺回忆录》在日内瓦出版。书中对索尔弗利诺战役的惨烈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如书中写道：“这是一场可怕的肉搏战：奥地利和法国——撒丁联军互相践踏着，在血淋淋的尸堆上你奔我来，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步枪射击敌人，用马刀劈向敌人的头颅，用刺刀刺向敌人的胸腹。这完全是一场屠杀，是残暴的野兽之间为血和愤怒而疯狂的搏斗”；“马蹄践踏着死了的和快要死了的人，使这场景变得更加可怕。一个可怜的伤兵下巴没了，另一个头碎了，第三个本来可以获救，可是他的胸膛被踩得凹了进去。这时愤怒的叫喊声，咒骂声，痛苦和绝望的呻吟声夹杂着马的嘶鸣声充斥着整个战场”；“枪炮打在散落遍地的死伤者身上，脑浆在车轮下涌出，四肢断裂，人体被残害得辨认不出原来的模样。泥土混拌着鲜血，尸横遍野”[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似此细节的真实描写，不能不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震撼，不能不激起人们对人道、爱心的强烈呼唤。

　　的确，《回忆录》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法国记者龚古尔兄弟在他们主编的《新闻》杂志中评介：“读罢《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每字每句都激起我深深的感触，给人以崇高的启迪。它的价值千百倍于荷马的‘史诗’，千百倍于其他一切名著。它是人类原始生活下为暴力摧残的真理的呼声，谁读过这本书，谁就会诅咒战争。”

　　当世界著名作家雨果看到此书后，致函作者：“你武装了人道主义，满足了人类自由。”

　　日内瓦公益会主席莫瓦尼埃说：“本书作者使瞎子也睁开了眼睛。”“使人类对世人的漠不关心变为热烈的相助。”[⑥]

　　然而，杜南并不是为了单纯追求“轰动效应”，他的崇高目标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希望能够在平时建立伤兵救护组织，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以真诚的博爱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时的慈善工作中去”，实施有效的救治。战争难以避免，那么，为什么不利用相对安定平静的时期，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去想办法解决这一世界性问题呢？“现在各国制造的更有威慑力和破坏性的新式武器注定会缩短未来战争持续的时间，那么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使未来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因此在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时有发生的年代里，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战争以最突然，最难以预料的方式爆发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只考虑这些，我们不就有足够的理由采取预防措施去抵御突发的事件吗？”人性和文明急切地呼唤着成立这样的伤员救护组织，实现这一美好愿望，绝不是纸上空谈，事实上，“世界上有哪个亲王或君主会拒绝支持这些组织的建立，会不愿意确保他们的士兵们在负伤后立刻得到妥善的照顾呢？有哪一个政府不愿意帮助这样的团体去保护人民的生命，确保为国负伤的士兵们得到国家的关怀？在那些把自己的部队视作‘他们的孩子们’的军官或将军中，有哪一个不渴望为志愿帮助人员提供便利呢？又有哪一个军需官、哪一个军医不感激这样一群有组织、有能力、聪明能干的人们给予的帮助呢？”

　　用人道之光驱散战争阴霾或至少减轻战争的恐怖，已成当务之急，同时，“制定一些国际准则，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一旦这些国际准则被同意并认可，就可能构成各个欧洲国家伤员救护协会的依据”，同样不可或缺，“因为一旦开始敌对，交战各方已互相怀有敌意，从此会在各自的立场上考虑所有的问题”[⑦]，博爱将无从谈起。

　　杜南的呼吁得到了回应。1863年2月9日，在日内瓦公益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名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团体，藉以实施《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憧憬的伟大构想。委员会有5名成员组成（史称“五人委员会”，1880年五人委员会改称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亨利·杜福尔将军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曾于1847年果断机智地处理了瑞士联邦面临的内战威胁，避免了一场大流血，因而不仅为对立集团所折服，更赢得国人的爱戴，他还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瑞士炮兵学校学习时的老师；居里达夫·莫瓦尼埃是位律师，也是瑞士统计学会的创始人，时任日内瓦公益会主席，他是一位有坚强性格和实际头脑的社会活动家，后担任五人委员会主席达半个世纪之久；路易·阿皮亚是在1859年5月第一个领导日内瓦民众为意大利战争中受伤者募捐的医生，并亲自到前线指导军医开展战场救护工作；黛奥多·莫诺瓦是阿皮亚的挚友，也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优秀外科医生。“五人委员会”理所当然包括了杜南，他担任委员会的秘书。他们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奠基人，被后人尊称为“日内瓦五君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红十字的诞生。

　　“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备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以期“改善军事医务部门在战地上服务工作的缺陷。”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在日内瓦雅典宫召开国际预备会议，16个国家和4个慈善机构的非官方代表共36人参加。会议根据杜南的设想，通过了十项决议，强调：（1）敦促各国建立伤兵救护委员会；（2）救护伤兵机构、人员及伤兵的中立地位应得到全面绝对的确认；（3）这些工作人员及其使用的设备接受一种特别标志的保护，这个标志就是白底红十字。所有这些，为翌年签订日内瓦公约，为红十字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64年8月8日至22日，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共同发起，在日内瓦召开有瑞士、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葡萄牙、法国、美国、英国、瑞典、撒克逊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经过几天的辩论，几乎不加修改地通过了五人委员会起草的十条公约文本，定名为《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其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作用，正式得到国际公约的承认。红十字运动由此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缕析国际红十字运动发生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整个运动导源于《索尔弗利诺回忆录》这本小册子，正如原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海伊所说：“整个红十字运动就起源于亨利·杜南在1859年到1862年之间写的这本小册子，书中描述了他在索尔弗利诺战后余波中的可怕经历。这本书激励了红十字会的创立者们并不断鼓舞着几代红十字运动的成员们。现在它仍能唤起我们的同情与宽容，帮助我们去了解曾在索尔弗利诺的居民们所理解的：即使是在一个被暴力摧残的世界里，所有的人也都是兄弟。”[⑧]

　　1901年，亨利·杜南因其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首位得主。1910年10月30日，他于瑞士康斯坦斯湖畔的海登小镇逝世，享年82岁。而此时，他开创的红十字事业已在2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其中就有中国。

　　三、红十字“东渐”登陆中国

　　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中国社会还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但近代中国毕竟不同于传统社会，在西方列强入侵日益加深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闭目塞听、与世界隔绝，“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寻求富强，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在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大背景下，杜南精神犹如和煦的春风，“东渐”登陆中国。所谓“杜南精神”，简言之，就是以博爱恤兵、人道奉献为主旨的红十字事业。

　　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杜南开创的红十字事业并不为中国人所知，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红十字才走近中国。1898年5月9日，《申报》刊登鲰生《创兴红十字会说》，文章追忆说：“十余年前，英医梅威令君设伤科医院于台湾，广收台闽聪慧子弟数十人，教以临阵医伤之术，学成试可，挈之至申江演习于租界工部局广场，招余及西友往观。其人腰佩利刃，左手持红十字小旗，肩荷药笼医具，衣袖亦以红十字为证号，出入于白草黄沙之间，施其妙技，井井有条。后航海至天津谒当道之贵人，愿赴军营效力，当道者不用之，乃仍返台湾。”“十余年前”，也就是1888年前，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华组织红十字医疗队，要求赴军营服务，被天津地方官拒绝。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红十字活动情况的最早记载。

　　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骤难接纳，昙花一现，自在情理之中。看来，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没有国人对杜南精神的一定了解，红十字运动不可能“夕发朝至”，一朝兴起。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对志士仁人而言，是绝对不可缺省的。在以后的16年中，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红十字运动的启蒙宣传，以甲午战争为嚆矢。战争中，日本红十字组织赤十字社成员“驰赴战地者多至十万人，不特日兵临阵受伤蒙其医疗，即华兵之中弹而仆者，亦不分畋域，一体留医。”[⑨]此情此景，深深打动了中国人，于是，红十字开始为社会舆论所关注。著名维新人士谭嗣同在1894年末所作《报贝元徵书》中，对日本赤十字社的博爱之举，大加赞赏，流露出效法之意[⑩]。而《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权威报纸的宣传鼓动，影响面之广，非《报贝元徵书》所能比拟了。其中《申报》的宣传最具有感染力。

　　《申报》，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才停刊，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的报纸。从1898年5月到1899年4月间，《申报》先后发表《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红十字会说》、《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对杜南开创红十字运动的业绩、红十字会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中国创兴红十字会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作了合情入理、生动服人的论说。文章指出，“红十字会者何？泰西各国施医疗疾之善举也。”战时如此，平时亦然，这是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能；红十字会具有中立性，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红十字是国家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今则合欧亚美诸邦，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无不踵兴此会，所未兴者唯我国及朝鲜耳……若中国则声名文物照耀寰区，王者之师最重仁义，而坐令兵卒于效命疆场之际，断脰折胫，惨怛呼号，而无人焉为之尽力扶持，拯其困苦，不特中心有所不忍，且不将贻四邻之笑而鄙之为野蛮乎？”不创兴红十字会，不仅与中国礼仪之邦的声名地位极不相称，而且还有沦为“野蛮”之国的危险。《申报》不遗余力的宣传，使国人对红十字会由陌生到认知，这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无疑是强有力的推动。

　　在中国红十字的启蒙运动中，历史不会忘记，“二孙”——孙中山、孙淦（将孙淦与孙中山相提并论，多有不妥，但仅就红十字启蒙运动立论，亦未尝不可），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1897年，孙中山客居伦敦期间，将伦敦红十字会总医员柯士宾所著《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成中文出版（中译本由伦敦红十字会初版发行，1907年2月由《民报》社在日本东京再版发行）。这是孙中山先生唯一的一部翻译作品。《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讲述的内容是“通行之知识”，即红十字会员必须掌握的现场、初级救护的基本方法、技能。该书图文并茂，言简意赅，剖理精当，被孙中山誉为“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孙中山翻译此书的目的，意在宣传、推广红十字“济人之术”。他在译序中说：“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不知其术而切于救人，则误者恐变恻隐而为残忍矣，而疏者恐因救人而反害人矣。夫人当患难生死俄顷之际，施救之方，损益否当，间不容发，则其理不可不审求也。此泰西各国通都大邑，所以有赤（红）十字会之设，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11]虽然这本译著在海外出版，在国内的影响有限，但表明孙中山对红十字事业的热切关注。

　　与孙中山在海外的推动相呼应，孙淦则在国内奔走呼吁。

　　孙淦，字实甫，上海人，长期在日本大阪经商，热心于慈善事业，在日本加入了赤十字社，习见日人于陷阵冲锋时深获赤十字社之益，萌生了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的理想。要在中国创设红十字会，弘扬杜南精神，孙淦深知，没有官方的支持，将一事无成。再四思维，他于1897年冬在东京向驻日公使裕庚递上《大阪华商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附有汉译日本赤十字章程），恳请裕庚咨明总理衙门，代为上奏。禀文称，红十字会救灾恤兵，一视同仁，博施济众，意美法良，实为近世“至善之大政”，环视全球，除“野蛮”之邦外，莫不设有此会，“以亚洲文明之国，而万国共行之善政，我独阙如，坐令西方之人，以野蛮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国际接轨，非创设红十字会不可。况且，创兴红十字会，益处甚多，孙淦在禀文中列举了“四利”：“疾伤有恃，军士气壮，鼓行而前，图功自易，一利也；万邦善政，是则是效，结盟诸国，人不敢轻，二利也；国有病疫，大凶大札，会众疗治，保全必多，三利也；我国医学，讲求未精，此会若成，研究益易，四利也。”有利无害，何乐而不为呢？裕庚见禀，表示赞同，当即批示：“查红十字会，西人谓之Red Cross Society，拯灾济众，最称善举，本大臣亦曾目睹。该商所禀各节，具见心存利济。惟善举之设，事出众擎。允准之权，应听政府。仰候据情咨请总理衙门核夺，可否迟速，应俟覆到之日，再行饬遵。”[12]孙淦的呼声，通过裕庚传递给清政府，使清政府对红十字会有了初步的认识。

　　孙淦的禀文在《时务报》刊出，1898年3月26日又经《申报》披载，引起强烈反响，孙淦因此赢得“请准回国倡导红十字会第一人”的美誉[13]。

　　孙淦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倡导者和积极推进者，他不仅在《申报》发表《红十字会说》，详细介绍红十字会的发轫、继起、定帜以及日本红会组织赤十字社的历史、现状，还出版《博爱》一书，为创立中国红十字会号呼奔走，“艰苦备尝”。筚路蓝缕之功，当载入红会史册。1911年，他又与金韵梅等创立天津红十字会，这是后话。

　　杜南精神，以有识之士为载体，“东渐”登陆中国，在中国得以传播，这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初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的成立，亦可谓水到渠成。

 

Chi Zi-hua

Abstract: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y .After inspecting its origin and spreading in modern China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Sun Zhongshan and Sun Jin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lightenment campaign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Key words:  Henry Dunant ; Sun Zhongshan and Sun Jin;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原载《合肥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