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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4-9-30 9:30:43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述评

崔龙健

 

    由池子华、曹金国、薛丽蓉、阎智海合著的《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以下简称《红十字》,文中引用该书内容只注明页码)一书,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池子华总主编)之一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现结合该书内容作一简要述评,以与读者共飨。

186329,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与日内瓦知名家族中的四位主要人物古斯塔·莫尼(Gustave Moynier)、吉勒姆·亨利·达福(Guillaume-Henri Dufour)、路易斯·阿皮亚(Louis Appai)和西奥多·莫诺(Theodore Maunoir)共同创建“五人委员会”,随之更名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即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旨在促进人类持久和平的红十字运动由此兴起。

亨利·杜南发起红十字运动并非是一时所兴,而是源于一场战争对他的巨大触动。1859625,法—撒联军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小镇索尔弗利诺(Solferino)发生冲突,仅仅一天之内,交战双方四万余名士兵或伤亡或失踪,由于没有健全的军队护理体系,这些受伤将士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哀鸿遍野惨状让途径此地的亨利·杜南感到震惊,在其后的几年里,他无法忘却这次沉重的经历,遂写成《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于1862年自费出版,并呼吁成立一个中立的国际性的伤兵救护组织。故而可以这样认为,国际红十字组织肇始于战争。无独有偶,“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正因为如此,战争与红十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战争救护于是成为红十字的神圣职责。”(第257页)

近代中国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每一次战争留下的必然是满目疮痍的战场、流离失所的百姓和生灵涂炭的局面,伤亡的将士如何救治和掩埋、妻离子散的难民如何救济和安置等等许多因战争而产生的问题如何解决,历史上没有一个中立的组织来进行这一工作,直到红十字的出现。不管是国际红十字会,还是中国红十字会,都是发轫于战争,所以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红十字会要担负着战争救护的神圣职责。无怪乎,前人亦曾感叹:“讲起今日的红十字会就要说到战争,当战争的时候,却可算是红十字会出力的时候。”(第80页)

战争救护是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能之一,理应成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随着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战争救护问题得到进一步挖掘和探讨,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和人道主义救援的场景愈来愈具体的呈现出来,红十字人奔梭在枪林弹雨中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给人以精神洗涤。作为一部专门论述红十字在近代战争灾难中进行人道主义救护的著作,《红十字》一书的出版因而更具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红十字》凡29万言,通过对中国红十字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两次江浙战争、抗日战争四个历史时期人道主义救护的梳理和研究,以及对国际红十字在全面抗战时期对华人道主义援助的概述和评析,呈现了红十字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救护行动,生动再现了红十字的人道主义博爱情怀。全书共分五章,分别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日俄战争的救护与赈济”、“红十字会辛亥战时的救护行动”、“江浙战争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红十字会在江苏的抗战救护”和“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兹分述如下:

第一章全面考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日俄战争的救护和赈济行动,其中包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组建、救护行动的准备和次第展开以及兵灾之后的赈济等内容。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沙俄为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东北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由于在中国土地上作战,东北人民深受其害,为了给他们提供救助,1904310,中、英、法、德、美五国在上海联手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也由此诞生。作者在此不仅考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的过程,还深刻剖析了其成功组建的历史渊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即着手日俄之战的救护。”(第11页)通过著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万国红十字会对救护工作的展开有着充足的准备,可分为三步:首先是争取国际和交战双方的承认,为进入战地救护铺平道路;其次是建章立制,以保证救援行动的开展有章可循;最后是筹款募捐,为救护提供后援支持和物质保障。而整个救援又分为战地救护和灾后赈济,其中战地救护是通过设立牛庄等分会进行的。

第二章通过对红十字会四大救护主力——中国红十字会“沪会”与“京会”、红十字会旁系中国赤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麾下的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和中国红十字会地方分会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分述,以及对战事惨烈的武汉战场、南京战场和其他战场救护行动的考察,从救护力量和战地救护两个方面生动再现了红十字会在辛亥战时的战地救护实况,认为“在辛亥革命的腥风血雨中,作为民间社团,红十字会组织的人道救援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而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第66页)不仅赢得了官方和民间的广泛认可,还为事业发展和走上国际大舞台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第三章详细阐述和全面评析了中国红十字会在两次江浙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作者具体介绍了两次江浙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及战争损失问题,“两次战争中,江浙两地遭受严重损失,尤以江苏为甚。”(第75页)并从预筹救护、战地救援、医院救伤、资遣与赈济工作四个方面全景再现了红十字会在第一次江浙战争中的救护行动,然后以江阴分会为个例呈现了红十字会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的救援过程,认为“从实际救护情形来看,江阴红十字分会基本承担了地方救护的重任,为分会救援树立了典范。”(第114页)此外,还进行了详细的战争救护绩效分析和救护成功的原因分析,认为红十字会早期的救护经验、充分的实地救护准备与积极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援是此次战争救护成功的主要原因。最后从总会和江苏红会、浙江红会三个角度总结了两次江浙战争救护和红十字会自身发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第四章是关于红十字会在抗战时期江苏战场救护的区域研究,“从抗战救护的准备、人道救援活动的开展、战时的评价等方面,对红十字会在江苏的抗日战争救护行动进行探究。从总体上看,抗日战争期间,江苏境内的红十字会组织以战争救护为首要任务,积极开展组织建设、会员征求、会费筹集、救护培训等准备工作,特别是组织了1932年、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救护活动,以及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人道救护活动。”(第136页)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江苏多数县市相继沦陷,江苏红十字各分会大多停止活动,有的甚至被迫解散,所以作者在抗战救护的准备方面详尽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江苏各地分会在抗战时期的数量变化和建设情况。又详述了1932年、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护工作,以及在开展救援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阻碍和救援行动的不足之处。

第五章旨在系统梳理全面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的主要经过,在全面论述其在财力、物力、人力以及其他道义方面对中国援助之前,详细追溯了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的历史渊源和国际背景,以及中国积极争取外援的情况。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红十字艰难救护的情形下,“国际红十字组织高扬人道主义旗帜,或对华援以捐款,或助以医药等物资,或直接派员来华协助战时救护”(第205页),成为抗战时期一支独特的国际援华力量。但是国际援助并非一路顺畅,而是充满各种制约因素,故而作者又进一步探析了“国际红十字组织在援华期间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的沟通和交涉,以及其为改善援华困境而作的种种努力。”(第225页)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援助可谓不遗余力,呈现出援华主体的国际性、援助对象的特定性、援华内容的丰富性、援华形式的多样性、援华时间的持久性等特点,“作为独特的援华力量,为救治伤兵和难民作出了贡献,其人道行动跨越国界,红十字成为战争年代和平的象征。”(第247页)

目前学界关于战争救护的论著并不多见,但近来从红十字角度研究近代中国战争救护问题则多有收获,前有戴斌武博士出版过《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版)两本书,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救护行动展开研究,但时空仅限定在抗战时期,而今《红十字》一书的推出,则以发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几次战争为“典型”,探讨了红十字组织在这几次战争中的救护行动,著者“希望通过几次大战,再现红十字会人道救援风采,在丰富近代史研究内容的同时,也为社会史研究提供别样的视角。”(第257页)毫无疑问,本书达成了这一目标。遍览全书,还有诸多独到之处,在此仅述一二。

其一,结构合理,风格统一。该著内容从日俄战争开始到全面抗战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这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期,不易从整体上去把握,本书选取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江浙战争和抗日战争四次战争为例架构体系,在结构上极力呈现均衡之感,各个章节内又有简单的变化,可见作者在结构安排上颇费心思。全书始终紧扣历史本位,基本以追溯历史背景为开头,然后进行救护行动准备和展开的阐述,最后作出自己的评述,这种三段式看似简单,却起到了统一风格的作用。《红十字》是一部集体之作,“第一章、第二章由池子华撰写,第三章由曹金国撰写,第四章由薛丽蓉撰写,第五章由阎智海撰写。”(第257页)集体著作优势明显,缺陷也难以避免,由于作者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的差异,在结构架设和写作风格上殊难统一,而本书却成功地避免了这一缺点,可以想见池子华教授在最后的统稿中必定下了一番大功夫。

其二,史料翔实,运用得当。《红十字》一书所参考文献即达163种之多,其中包括档案资料40种、报刊和文史资料24种、方志17种、专著75部、论文26篇,征引资料之翔实可见一斑,尤其是大量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无疑为研究增加了足够的厚度,为“典型性”呈现红十字在近代中国战争中的救护行动打造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丰富的史料并不一定能产生优秀的作品,史料运用极考验研究者的功力。从本书所引用的文献来看,作者在文献整理和爬梳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前期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如文章中引用最多的是池子华等主编的《〈申报〉上的红十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共4卷。正是因为作者有极强的史料意识,所以在史料的运用上才能自如,本书在史料运用上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全书大段大段堆砌史料的情况极为少见,更多的是将史料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提炼,采取了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间用的方式,这不仅达到了引用的效果,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其三,视角多维,新见迭出。前已述及,各章节在结构安排上相对统一,却没有出现千篇一律的情况,除阐述的内容不同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研究视角的多维性,譬如在追溯战争救护的历史背景和准备情况时,第一章详细考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组建背景和过程,第二章则直接分述了中国红十字会“沪会”与“京会”等四支救护力量,第三章阐述了江浙战争及其损失问题,第四章对救护准备工作的研究也很详备,第五章不仅考察了国际红十字组织援华的历史渊源,还分析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世界形势。多层视角的考察,才使得战争救护这一问题在四次战争中有着不同的呈现面,避免了研究落入重复的俗套之中,也才使得新见迭出。比如在分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功组建的原因时,一般认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乃为应对日俄战争救护而设”(第1页),自然其成功组建是日俄战争的推动,但作者通过研究认为不仅仅是日俄战争的强力推动,战前红十字启蒙运动的“铺垫”也至关重要。中日甲午战争后,红十字启蒙运动在中国兴起,“中国施医局”、“中国救济善会”、“对俄同志女会”等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慈善组织在上海出现,这些都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功组建的重要原因。凡此种种,不再赘述。

其四,选材有致,研究老道。在力避“重复性”问题上,除了研究视角的多维,选材也同样能起到避免的效果,该书并非是单纯地论述历次战争中红十字救护过程,而是常常结合个案分析,例如在阐述红十字会第二次江浙战争救护时,以江阴分会作为地方救护的典范来重点考察,又如论述江苏分会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的救护时,选择吴县分会为例。一般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亦相得益彰。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数字和表格,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向读者尽显红十字会在战争中的救护努力和功绩,基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给予了红十字会极高的评价。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显示出作者史学研究功底的深厚。

尽管《红十字》有诸多称道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一,作为一部史学论著,该书在述的方面相当丰富,但在论的方面尚显不足;第二,仍有个别细节问题没有处理到位,比如“推定孙逸仙医院院长□云为正会长”(第219页),此处院长名字不清楚,作者既未作进一步考证,也未作任何说明,但在“美国□(字迹模糊)荣华医士”(第50页)处同样的情况却作了说明,这就显得前后不一致了;第三,基于红十字救护功绩,作者在阐述救护行动和作出评价时基本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失偏颇?第四,本书五章其实是五个专题的研究,专题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显然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故而池子华教授在后记中谦虚地表示:“毫无疑问,本书并非系统的学术论著,只是呈现了近代战争灾难中红十字会人道主义行动的几个侧影,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第257页)但瑕不掩瑜,就总体而言,《红十字》一书饱满而厚重,不失为一部关于红十字战地救护研究的优秀作品。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推陈出新,老树著新芽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唯一译著的整理与研究》述评*

崔龙健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在其引领下终结帝制而倡导共和,可以说他为近代中国革命事业耗尽了一生,然而鲜有人知晓先生在推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也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便是他翻译了时为英国伦敦红十字会总医员柯士宾先生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这部译著作为救护教材,尤其在北伐战争时期,为培养红十字救护员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对孙中山先生人生中唯一一部译著的解读著作,简海燕、池子华先生主编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唯一译著的整理与研究》(以下简称《孙译研究》)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才使得这部近乎被世人遗忘的译著重新焕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孙译研究》是一部专门就孙中山先生所译中文本《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著作。全书23万余言,既收录了原始文本,又囊括了编者的解读文字,其主体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即“孙中山译著原文及白话文”、“孙中山译著解读”、“孙中山博爱思想:理论与实践”三个部分。

上篇包括原文和白话文两个部分,原文部分主要是按照现行标准加以分段和标点,白话文部分是编者基于原文的直译,较原文更加通俗易读,符合当前的语言习惯。《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包括“形体功用”、“血脉之属”、“受伤上编”、“受伤下编”、“移病各法”、“女人侍病法”6章,另有附录“裹扎须知”和“课题要略”。第一章“形体功用”介绍了人体的基本知识,大致讲述了骨、肌、脑的性质和类属;第二章“血脉之属”论及的是流血和止血法,除阐释血的性质、分类和机理外,还就体外和体内两种流血形式分别讲述了止血的方法;第三章“受伤上篇”介绍了割伤、刺伤、破伤、撞伤和毒伤五种不同情形的受伤及其救护方法,值得指出的是不同的伤情所使用的救治方法也不一样;第四章“受伤下篇”则专讲意外重伤时的救护方法,系统阐述了脑受伤、中毒、醉酒等不同的症状及其救治之法,在此章中著者强调“助呼吸之法”是救护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第五章“移病各法”讲述如何运送伤者至医院救治,根据伤者的伤情、路程的远近、搬运工具等情况分别介绍了不同的搬运方法;第六章“女人侍病法”即护理方法,著者以“割治之症”为例进行了具体介绍。附录中“裹扎须知”介绍三角带的用途和用法,“课题要略”则以5章各15个问题的形式复习、巩固以上各章所教授的内容。书中还对应各“知识点”插图41幅以帮助理解。

中篇是译著的解读部分,编者从五个方面分别予以阐释,主要考察了孙中山先生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历史缘起,阐述了译著的性质和内容,并论证了译著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和孙中山“博爱”思想的作用和影响。孙中山先生之所以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编者认为“既有偶然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与孙中山的人生经历颇有关系。”(第129页)编者从孙中山的人生履历说起,幼小随母赴檀香山生活,并在长兄孙眉资助下进入当地教会学校完成中小学学业,后赴香港求学,1887年又进入香港西医学院学习医术,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詹姆斯·康德黎(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香港红十字会创始人)。由于有了这一层关系,1896年孙中山英国之行便结识了伦敦红十字会总医员柯士宾医生,在其邀约之下,孙中山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翻译成了中文,1897年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关于译著的性质,编者在文中剖析得相当清楚,作为一本救护培训教材,它具有实用性强、应用性广的特点。此外编者还特意强调,柯士宾托付孙中山翻译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孙中山是伦敦红十字会的先驱康德黎的得意门生,对红十字会有很深的感情,还在于孙中山有深厚的医学背景,能够对该书的内容有精准的把握,毕竟该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并非一般人都能胜任此项翻译工作。”(第140页)孙中山忠于原著的翻译,也的确没有辜负柯世宾的重托。在论及译著产生的影响时,编者认为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在中国翻译史上和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都有着值得肯定的地位,其对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主要在于它的启蒙意义和实用价值两个方面,同时翻译这样一部承载红十字博爱精神的著作,对孙中山的思想和行为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编者从孙中山把“博爱”理念发扬光大、给予中国红十字事业鼎力支持、推动红十字运动的国际交流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编者指出,“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红十字博爱文化认知、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孙中山博爱思想不断丰富的过程。”(第153页)

下篇则进一步阐述孙中山博爱思想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对该问题学术研究现状的爬梳,编者认为目前对孙中山博爱思想的研究还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等等问题,因而提出应创新思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推进研究深度,拓宽研究领域,加大资料建设力度,加强相关资料的整理和挖掘,此外还应扩大学术研究的规模,以期推动对孙中山博爱思想的研究。作为博爱思想的实践,编者在“孙中山与社会救助”这一节中详细分析了孙中山社会救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与其生活的时代和履历都大有关联,从孙中山对贫民、灾民、女子、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救助活动中,编者认为孙中山社会救助思想有着鲜明的特点,即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社会救助制度化与法制化;普及教育与社会救助相结合;以民为本的博爱观;借鉴西方先进经验。在剖析孙中山社会救助思想,尤其是以民为本的博爱观形成的原因时,编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源自于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孙中山社会救助思想与民生主义是一致的。最后编者还阐述了宋庆龄对孙中山博爱思想的继承与弘扬,主要体现在:建立红十字会组织,以《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培训救护人员;阐发红十字会人道博爱理念;筹款募捐,组织救护行动;争取国际人道援助。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言简意赅,简便实用,在翻译成中文本之前,就已经翻译成法、德、意、日四国文字,广为流传。在翻译成中文本以后,虽然在海外发行,但也传入国内,正如编者所考订的那样,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的推介下,这部译著在国内的流传对启蒙中的中国红十字运动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作为救护培训教材,尤其是在北伐战争中用于训练卫生员,其实用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时至今日,这部译著对于救护培训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的出台,红十字系统内目前正掀起一波应急救护培训的浪潮,所以对孙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整理和解读,正是现实所需。综观《孙译研究》,可以说该书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料整理力求推陈出新。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根基所在,无史料作为基础,即使巧妇犹难为无米之炊。现时对于史料的整理无非归类、断句、标点,像《孙译研究》这种史料整理方式的著作并不多见,其中至少有三点值得借鉴。一是参照多个版本悉心核对,“以伦敦红十字会的初版版本为蓝本,同时参照了1907年《民报》社再版版本以及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1卷整理本。”(第208页)所以该书所收录的版本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和最为贴近原著的一个版本。二是在收录原文的同时,还将其翻译成白话文。尽管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语言习惯已经发生改变,但仍然保留着诸多古文的表述方式,对于现时的读者而言,存在一些不便之处,译成白话文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点,使得阅读更为顺畅,并且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这在其他近现代史料整理书籍中是不常见到的。三是史料整理与史料解读为一体,如前所述,上篇为原文和白话文,中、下篇分别为解读和孙中山博爱思想的阐述,于是便有这23万余字的著作。《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译中文本仅有四万余言,单凭原文是无法达到出版要求的。如此可以想见,编者在处理史料时是花了许多心思的,不过可喜的是解读本如愿出版,让编者的努力没有白费,同时也为学界处理简短史料提供了范本。

第二,图文并茂讲究直观印象。《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在讲述救护知识的同时,附图41幅予以辅助,为了避免重复,白话文中不再重复插入。这些附图都是初版中的插图,画质清晰,形象生动,与文中各知识点相对应,一目了然的同时有助于理解,这也是译著简便实用的一个重要因素。编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又或许是为了追求全书的协调性,在解读文字中延续了插图的做法,增强了直观性,且使得全书在观感上保持了一致性。编者在图片上的细节处理,也恰好从侧面说明其对于原文的理解和忠于原文的原则。

第三,译著解读意在析理入微。作为一部讲解救护知识的教材,史学界显然无法对其进行专业上的考究,也无法作出文本上的释读,那么究竟如何解读这部译著,编者在这里的解读为我们打开了思路。编者在解读之初连续抛出四个问题:孙中山为何翻译这部书,是机缘还是巧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部书的翻译,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激起了怎样的“心灵感应”?这部书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与影响?正是带着这四个问题,编者从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结缘说起,站在史学的角度,利用其老到的文字一步步给出答案,条理清晰,旁征博引,剖析入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加上语言通俗易懂,颇具可读性。通过编者的解读,不难理解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缘由和译著对中国红十字运动、孙中山博爱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红十字精神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重要来源,孙中山对博爱文化的认知和对博爱思想的丰富都得益于这一次既偶然又必然的翻译活动。

如上所述,《孙译研究》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史料整理类书籍,而《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能否看作史料也存在疑问,在如此贫瘠的条件下做出这样一部饕餮盛宴着实不易,之所以能够将4万余字解读成23万余字的史学学术著作,除了编者独树一帜的挖掘和解读,还在于《孙译研究》是孙中山研究和红十字运动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跨领域的激情碰撞不仅拓宽了编者的研究视野,也丰富了孙中山研究和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内容。

《孙译研究》的推出,揭示和捋顺了孙中山先生与红十字会这段不易为后人所察觉的结缘,尤其是完善了孙中山博爱思想的来源,并探究了孙中山博爱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宋庆龄对孙中山博爱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也佐证了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的渊源。博爱是红十字精神的基本原则之一,吸收了红十字博爱精神的孙中山博爱思想是孙中山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故而对孙中山唯一译著的整理与解读,不仅弄清了孙中山博爱思想的来龙去脉,还进一步丰富了孙中山思想研究。与此同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也多有裨益,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且“对现今各级红十字会正大力推动、普及的‘自救互救群众性应急知识与技术’而言,该书无疑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第1页)

近来各地政府部门和各级红十字会开展了一系列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培训和普及活动,中国红十字会与百度联合推出了“红十字掌上学堂”手机软件供公众免费下载使用,该款手机软件依据《2011年国际急救与复苏指南》设计内容,涵盖了出血、骨折、中风、心脏病发作等21种常见伤病的紧急处置方法,以及地震、火灾、洪水等20种常见灾害和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知识。中国红十字会此举旨在倡导“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这与孙中山在译序中所说的“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目前救护培训并没有权威、统一的教材,各地主要依赖教师的经验传授。统一教材是救护培训的必然趋势,中国红十字会在撰写、编辑此类教材时或可从《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中获得些许启示。

由此可见,《孙译研究》是一部历史感与现实性很强的著作,虽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譬如忽略了对于原文文本的解读,虽然不易从文本本身去探究出问题,但也不是不可以尝试。尽管如此,它的出版和在更广泛范围内的传播,“于弘扬中先生的博爱精神、繁荣红十字文化建设、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第208页),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19182013)》评介

丁泽丽

 

由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编,张丽萍主编的《嘉定红十字历史编年实录(19182013)》(以下简称《实录》),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池子华总主编)之一种,20143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为嘉定红十字会建会9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全书分上、下两卷,70余万言,以翔实的史实再现了嘉定红十字运动近百年的风雨历程。本文简评一二,以飨读者。

一、纵横交错  内容全面

《实录》上迄1918年,下至2014年,以“编年体”的叙事方式,即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展示嘉定红十字运动近百年的实况,内容丰富。

首先,将《实录》年限向前推移5年。嘉定县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诞生于1924年“江浙战争”,本应以此为《实录》上限,然为追溯嘉定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源头,而将嘉定人参与红十字活动作为《实录》编订的起始年份。19185月,嘉定人朱吟江、牛惠霖、项如松、沈信卿、王引才等在上海参与由美国红十字会为救助一战中欧洲难民而发起的征求赞成员活动,虽然不是嘉定红十字会建会的直接动因,但他们热衷于红十字事业,并在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嘉定人引以为自豪,也为嘉定红十字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追根溯源,《实录》以1918年为起点,并非无源之水。

其次,《实录》覆盖嘉定红十字事业的方方面面。建国前,组织建设上,1924年嘉定红十字会成立,之后,其所属区域内南翔、娄塘、黄渡、安亭等乡镇分会诞生,至1937年嘉定沦陷,嘉定分会被迫停止业务。1946年,嘉定分会于疫病救治的呼唤中复会,解放前夕因时局动荡再次“沉默”;业务开展上,嘉定红会以战事救护为核心业务,并于时疫肆虐之际开设防疫医院救治民众。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嘉定红十字事业历经坎坷,尽管在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帮助下,1962年南翔红十字会首先恢复工作,但接踵而至的“十年动乱”中遭受冲击,组织解散,直到改革开放后,嘉定地区红会先后恢复成立,嘉定红十字会事业才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会务、业务,蒸蒸日上。《实录》全面而有重点的收录相关资料,展现嘉定红十字运动的全貌。如社会救助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以助老、助残为主。为更好开展人道救助工作,1999年,嘉定区红十字会向区政府请示建立了人道救助基金,先后设立“雪中送炭火灾救助”、“大病重病帮扶”、“妇科重症救助”、“助学成才”、“造血干细胞移植救助”、“格尔爱心”、“情暖童心”、“千万人帮千万家”、“光彩长者关怀”、“爱心牵手”、“关爱生命”、“健康园丁”等项目,合称“人道救助项目库”,资助众多弱势群体。

最后,除收录嘉定地区所属分会的活动情况外,《实录》亦将中国红十字总会、各地分会在嘉定的活动囊括在内。如战乱年代,特别是江浙战争期间,总会派救护队多次赴南翔、黄渡、马陆、嘉定救治伤兵,昆山分会、沪城分会等亦赴该地开展救护行动等,使得嘉定红十字运动多姿多彩。

二、资料翔实  价值突出

“实录”亦称“信史”,指翔实可靠的历史纪录,如班固《汉书·司马迁赞》云,“其文直,其事骇,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本着这一原则,多方搜求报刊、文献、档案资料,去伪存真,精挑细选,因而史料价值突出。

其一,资料来源多样。民国时期的资料,编者主要从《申报》、《嘉定旅外学生联合会报》、《嘉定新声》、《练水春秋》、《嘉定县第一区区政府公报》、《嘉定民众》、《嘉定县第二区区政府公报》、《塔钟》、《太嘉宝日报》、《嘉定民报》、《微音》等爬梳剔抉,梳理相关内容。建国后的资料为嘉定红会内部保留下来的公文等,是原始性档案资料,如嘉定县红十字会印发的《关于发动会员投入“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通知》来源于《嘉红会办[84]字第1号》,嘉定县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调整嘉定县红十字会理事成员的通知》来源于《嘉府[1985]185号》,等等。档案、民国报刊、政府公报等无不涉猎,不少资料为首次披露,弥足珍贵。

其二,信息量大。编者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淘洗嘉定红会相关资料较为不易,特别是民国时期红十字资料较为分散,收集地方性资料更是难上加难,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该书资料珍贵,信息量大。尤其改革开放后,所录资料颇具系统性,如每年的“五八”世界红十字日,嘉定红会的筹划方案、开展情况、取得成果均有详细载录;每年的工作总结及次年的工作计划,该书尽可能全面呈现。这些工作总结详细报告历年嘉定红会在组织建设、宣传工作、救护培训、人道救助、救灾救援、骨髓捐献移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工作总结自1983年开始收录,共计23篇;人道救助基金从1999向区政府申请设立至正式运行,之后每年的收支情况、审核情况,依次录入。如此等等。这些史料完整且数据统计详细,从中可以清晰看到嘉定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如1986年“新建红十字卫生站15个,发展会员424人,新建团体会员单位26个,会员909人。目前,全县已有九个乡镇建立了红十字组织,共有卫生站96个。青少年会员2054人,成人会员1798人,有团体会员单位40个,团体会员2860人。总计全县会员6712人,比1985年增加了24·78%。”(见该书167页)系统性的资料全面且具有连续性,这些信息对红十字运动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其三,为研究开辟路径。《实录》为资料性载籍,是原始资料汇编,因此,不仅为研究者提供素材,而且也开辟了不少研究路径,研究者可从多个视角展开研究,如(1)考证研究。该书在嘉定分会成立时间上收录两份资料,一份说明嘉定分会成立于192492,一份显示成立时间为192491。究竟成立于何时?编者不做任何陈述,而忠于史实,将不同记载的两份资料一并收录,为研究者提供考证、研究的方向。(2)计量研究。该书收录诸多统计数据,如基层组织数量、征集会员数量、红十字卫生站数量、人道救助基金收支详情、采购办公物品所用具体费用等等,这些数据清晰且连续性强,开展计量研究较为便利。(3)专题研究。如每年的“五八”世界红十字日,嘉定红会活动情况均有详细记录,从接到市红会的通知,因地制宜设立活动主题(每年的主题均有变化,如2008年的主题为“携手人道,服务奥运”,2009年的主题为“凝聚人道力量,重建美好家园”,2010年的主题为“携手人道,参与世博”,2011年的主题为“携手人道促和谐,志愿服务为民生”等等)、行动方案,到最后活动取得的成效,均完整收录。他如“人道救助项目库”、“春蚕之家”、“志愿者队伍建设”、“千万人帮万家”(该活动并非仅仅为春节、元旦两节期间开展的“博爱送万家”,在嘉定地区则为广义上的助困活动,不受时间限制)等等,都可以成为专题研究的课题。(4)个案研究。如嘉定红会重视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特设立浏河红十字青少年营地,可对此进行个案分析,从其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发展历程中,探究其发展特征及其示范意义。

三、以史为鉴  服务现实

全书内容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资料较为全面,因而立足当下、贴近现实,并以之展望未来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该书将近年来嘉定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以史料的形式向世人展示。嘉定红会积极理顺管理体制,2005年嘉定区被中国红十字会、民政部命名为“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同年,正式建制单列,为嘉定红十字事业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至2013年,有红十字团体会员单位426家,会员47846人;有红十字服务站158家,其中标准化红十字服务站101家;积极救援东南亚地震海啸灾区、云南地震、汶川地震、“莫拉克”台风灾害、西南旱灾、雅安地震等,多次获得抗震救灾最佳组织奖;全面完成市政府和区政府救护培训实事项目、免费向社区群众发放《常见意外伤害及现场急救技能》知识手册、举办现场急救知识竞赛、筹划世界急救日咨询活动等等;设立人道救助项目库,救助1·94万人,救助资金达1723·76余万元;注重志愿者队伍建设,成立“嘉定区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总队”,建立“嘉定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基地”;积极推进“生命”工程,成立遗体(角膜)捐献登记者联谊会——“春蚕之家”;重视红十字理念的传播和理论研究,开办红十字知识培训班,建立“嘉定区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嘉定研究基地”;注重红十字教育,成立教育系统行业红十字会,建立“嘉定区红十字青少年培训实践基地”等等。

“以史为鉴”。嘉定红十字会可以从客观史料中感受过去的荣誉,激励自己不断前行,亦可从中查缺补漏,推进红十字事业持续发展。对其他地方红十字会而言,也可以从中学习经验。近年来,嘉定红会开拓创新,有许多“亮点”,如“春蚕之家”、“嘉定区红十字青少年培训实践基地”等等,其中不乏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四、条目清晰  易于理解

该书虽为“实录”,然并非资料堆砌,而是进行了“技术处理”,为资料的使用带来便利。

首先,全书条目清晰,重点突出。在辑录史料的基础上,为便于获取信息,编者以“纲目”的形式纪录嘉定红十字会的年轮,每一年轮的主轴均是当年的重大事件,基本做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每一条目的“纲”,力求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言简意赅,不做过多的铺叙及纵深阐述。这种形式对于来源于民国时期报刊史料尤显必要,因为这一时期史料为半文言文形式,难免给阅读带来一定的不便。而提纲挈领,则使读者一目了然。

其次,因政区变动,嘉定在名称上略有变化,为保证资料衔接得当,便于理解,编者酌情添加内容。如1992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嘉定县,设立嘉定区,以原嘉定县的行政区域为嘉定区的行政区域。”(该书198页)这样简要的补充,避免了史料前后割裂、首尾相稽的弊端。

最后,2000年以后的资料现存较多,若全部录入略显冗杂,编者进行必要的精简,行文长短以内容之轻重而定,当然在精炼的过程中不添加任何感情色彩,仅陈述一般史实。这样使全书轮廓清晰,风格相对统一而不失灵活。

五、些许不足  瑕不掩瑜

《实录》工程较大,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其一,文字错误。如第343页的“第二次会员大会”应为“第三次会员大会”,因为第二次会员大会1999年已经召开,而此时为2004年,显然是“迎接区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这样也与第346页的内容一致。

其二,部分内容无关。如将江苏省战区救济委员会嘉定分会理解为中国红十字会嘉定分会(该书第61-68页、第70页、第72-73页),以致大量收录该会内容。类似情况不少。

其三,内容删减不当。《实录》中收录嘉定红十字会历年《工作总结》,然或因资料遗失, 1989年、1991年、1993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工作总结》没有辑录。自2000年以后,《工作总结》具有连续性,但2011年的工作总结却为“略”。可能因部分年份《工作总结》与《工作概况》先后出现,二者内容一致,为避免内容重复,故“略”。然2011年的《工作总结》前文、后文均未出现,“略”有些不当。

其四,不够完整。首先,从资料来源上看,尽管编者已经搜集不少资料,但仍难免有些遗漏,如《新闻报》、《民立报》、《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等报刊亦有一些关于民国时期嘉定分会的救护消息,倘能尽量收录,民国时期的资料会更加饱满。其次,从内容上看,该书涉及嘉定红会在本地的活动及总会、其他地方分会在嘉定的活动,然有关嘉定红会赴外地的活动却较为少见,尤其是民国时期,几乎阙如。最后,可能限于篇幅,救灾方面《实录》仅陈述嘉定红会募捐成果及救助成效,而将救灾过程全部省略,似乎有些不妥。

尽管《实录》有些许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全面再现近百年来嘉定红十字运动的史料汇编,其价值不可低估。读者可从史料中了解真实的红十字会,不失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好媒介,对于研究者而言,则更是受益匪浅。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 苏州大学2013年度“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博士学术新人奖中国史项目成果(项目编号58320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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